一、信息的来源与获得

企业的决策不仅要依据“价值前提”，而且也要依据“事实前提”。事实前提是由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构成的。企业内部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控制，即它是通过对前期决策与决策实际执行之间差异的比较及其原因的分析而形成的；企业外部的信息也来自于控制，但它主要是通过对前期决策环境与预期决策环境之间差异的比较及其原因的分析而获得的。这里，所涉及的上要是企业外部信息的来源与获得。

（一）西方企业决策的信息基础

再早的不说，在十八、十九世纪，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口头传递，邮寄和阅读为数很少的报刊、信息传递的速度以天计、月计、甚至年计为单位的。我们的祖先为了尽快地将那些十万火急的信息传达给人们，发明了烽火台、鸣钟等工具，但它们只能传达极为简明的信息。而今天，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信息的传递只有几秒、几分钟，即可通过电话、电报、传真、影视广播等现代化手段，传递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企业决策的信息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企业收集、记忆、分析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人们把日本称之为“情报化社会。”在日本，国家建立有统一的“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JICST）”和“计算机联机系统（JOIS）”，并与美国最大的化学信息数据库——“化学文摘服务处（CAs）”和联邦德国的“科学情报中心（FIS）”联网，组成了一个情报资源共享的“国际科学技术信息网络

（JsTIS）。”除这些全国性技术经济信息中心外，日本各地区也都设有直接为企业服务的情报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这类地方性的情报机构在全国共有32 个，同时，各个企业都配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或专职的情报研究人员。

据 1987 年日本经济新闻社对东京地区 300 家大企业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55

％的企业设有情报信息中心，20％的企业建有海外情报研究网络，100％的企业增加了情报研究经费，像日立、松下、东芝、三菱、丰田和日电等许多大企业，在海外均建立了良好的情报网络系统，情报网点已达数百个，其中仅在美国各大学设立的网点就多达 60 个。除大企业外，在日本全国 600 多万家中小型企业中，几乎每个企业都配有自己的专职情报研究人员，或者通过可以信赖的 5.8 万多个企业联营社，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日本全国性的统计资料主要有：《日本统计年鉴》、《小型统计手册》、

《日本统计月报》和《国际统计要览》等。这些统计调查资料都经过认真细致的加工整理，铅印成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查阅，索取和购买。

今天，日本企业只要花上 5～60 秒钟就可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信息；1～3 分钟，就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3～5 分钟就可查询到国内 1 万家企业当年或历年生产经营状况的有关数据；5～6 分钟利用数量经济模型计算模拟方法，就能构画出国内外各主要经济因素变化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动态趋势；5～10 分钟就可查询或索调政府新制订的各种法律、法令及国会记录资料等。（注 4）

在这种信息环境下，企业可以及时地搜取到它所需要的大量的决策信息。但是，企业的决策是一种具体范围的决策，尽管这种决策到目前已越来越可能依据于大量可定量化的信息，而且又可运用各种标准的和独立开发的计量经济模型，对这些信息进行程序化的处理，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所掌握的或正在发展的这些技术还离不开人的经验、直觉和判断。个人的经验和对环境的判断力，不仅来自于人的阅历与通过实践反复验证的经验的积累，而且也来自于对环境的实际感识。实际感识是不可能仅仅从数据，图表中获得的，它需要了解具体的事实，需要与构成这些具体事实的各种因素进行直接地接触。因此，日本企业十分重视通过自己的信息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获得有关市场需求、竞争企业动态等第一手资料。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主要采用用户走访、消费者问卷调查、消费者洽谈会、产品试销市场模拟等方式进行。

从企业角度来考察，美国企业的信息基础在结构、质量和效率方面，比日本企业更加优越。正如很多曾在美国工作和考察过的日本人所说，就计算机的普及和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用于数据收集、分析与处理的范围来说，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相比，可以说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注 5）。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各类信息系统的建立远早于日本，而且在整个信息传输、存储、检索和联网等技术上也较日本更为完善和先进；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在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增长迅速的高技术领域中，至今仍处于技术领先地位。而且，美国经济的发展及波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因此，日本很多企业，如三菱、三井、丸红、住友和伊藤等大公司在纽约都设有情报机构，并不惜花费重金，参加美国各大学设立的各类技术情报交流组织，如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产业世界联系计划”*、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电子计算机论坛”等

（注 6），以图尽快地获取最新的技术经济情报。而作为信息源发地的美国，企业在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速度和对信息的实感上，显然要优于日本。

美国企业收集决策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有五种：

各级政策机构。美国各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都要采用大量的经济统计数据，其中绝大部分的数据又是可以向公众提供的。美国商务部是最经常向企业提供数据的机构。它每月定期出版的《当前商业情况调查》，载有“可以估计多种经济指标的统计资料”，如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个人收支、政府收支、对外贸易、储蓄和投资、工业部门的收入和就业、内函价格紧缩系数等指标，以及有关“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利用”、“劳动力市场”、“集体谈判”、“存货销售率”、“外资在美国的投资”、“居民住宅建设”等研究性文章，“是企业界取得有关全国帐务、劳动力、企业投①资、生产和贸易、商品价格和金融数据等方面最详尽的统计

① “产业世界联系计划”是一个加强学校与企业界的联系，尽量开放大学门户，同时又积极把研究成果交给民间企业所设立的组织。企业人会每年需支付三万美元的会费。

资料的来源之一”（注 7）。美国劳工部定期发行的统计资料有《劳工评论月刊》、《劳动统计手册》和《消费者支出调查》，公布有关劳动生产率、就业率和工资率，以及消费者行为的调查研究资料。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则通过《联邦储备银行月刊》、《联邦储备公告》和《呈交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等刊物，向企业提供金融和政府财政情况的各种信息。除此之外，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定期发布类似联邦政府的信息，所不同的是这些信息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但它对当地企业和欲在该地区投资建厂的埠外企业，则是十分重要的。

私人公司。美国有许多私人公司经常利用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和自己搜集的统计资料，通过定期出版的经济期刊和杂志，对各类统计资料进行解释和分析，其中较有影响的公司有：邓和布雷德斯屈瑞待公司，出版《邓氏评论》（介绍企业破产方面的信息），《新的企业公司》（月刊）、《企业破产》（周刊）和《商品批发价格》（列出三十种基本商品价格的变化，周刊）；斯但达德和普尔公司，出版有《当前统计数字》（关于股票价格、红利和公司盈利率情况的月刊）和《斯但达德和普尔的展望》（调查研究证券和股票利润的周刊）；《穆蒂证券调查》等专业刊物，向企业界提供关于股票和证券利润的大量信息；麦克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有《商业周刊》

（含有论述性文章）和《工程消息记录》（含有关于建设和营造的重要统计数字）；以及时代出版公司每月出版的《幸福》杂志和美国社会研究所调查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消费者财务情况调查》等，也是向企业界提供对企业前景每周调查，消费者财务、态度和消费者倾向调查研究资料的权威性机构。

各类研究机构。美国许多研究机构都从事技术经济信息的研究工作，

如美国人口研究所、消费者财务情况调查所等，“一个预测工作者想弄到手的几乎任何资料都可以从这些公司得到，只要他为此而付钱。”（注 8）
贸易协会和专业学会。相当多的美国企业都参加了各种贸易协会和专业学会等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它的出版物也常常针对企业决策而收集各种关于工业生产、销售和其它数据。由于它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美国企业都把它作为进行决策所需信息的极重要的来源。
企业自身的信息研究机构及人员。同日本企业一样，美国企业也都普遍设有自己的信息研究机构，并在企业中配置了大量的专职信息研究人员。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在美国企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职衔——首席信息经理（Chieflnformation

Officer）。据安德逊公司最近对全美服务业和 500 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中的 120 家所做的抽样调查，已有 40％的公司设立了首席信息经理的职位，而且计划设置这一新职位势头有增无减。首席信息经理在各个公司所承担的职能范围虽有所不同，但调查表明，其主要的作用是：

——全面负责本企业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通过建立全方位多功能的信息系统，健全完整的情报资料报表目录体系，把全公司的信息活动统一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共享；

——负责开发、管理本企业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人员；

——致力于企业长远规划和总目标的决策，密切关注新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掌握与本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最新信息情报，辅助公司最高决策层确立新的战略方向和经营策略；

——沟通企业最高决策层与信息技术管理层之间的联系，既要面向企业

最高决策层解释如何全面掌握和最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又要能够使信息技术人员了解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信息需求（注 9）。

尽管目前还没有大多的资料证明首席信息经理在已设置这一职务的美国企业中究竟产生了多少积极的效果，但从组织理论“组织产生于任务”（注 10）这一原理来分析，首席信息经理这一新职务的设置，表明了美国企业对信息高度重视。过去，美国企业的信息研究机构正像日本和联邦德国企业现在的情况那样，只是一个位于中层的参谋性部门，而现在，设置首席信息经理职位的美国企业，则由于这一职位次于总经理和他本身直接主管信息研究机构的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信息研究机构在同级部门中的实际地位。

无论是日本企业还是美国企业，从它们进行决策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看，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机构、私人机构、研究单位、民间协会和企业专业部门这几个层次组成的。在这几个层次中，一方面可向企业提供大量的原始统计数据，典型的如政府机构定期发布的统计资料；另一方面，又可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决策需要、提供各类经过分析加工的特殊统计数据，因此企业所能从外部获得的信息是大量的和丰富的。据美国学者 F·J . 艾吉拉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美国企业获取外部环境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子公司 23％，顾客 11％，企业协会 9％，，贸易出版物 9％，其它各种信息源 37％（注 11），但是，信息的量大与丰富并不就意味着企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就是充分的，因为充分的决策信息本质上的含义就是与决策问题的结构相对应的，或者说，它们应当能满足求解决策问题的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国家机构、私人机构，研究单位和民间协会等所提供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一种广泛的基础，而在美国和日本企业中设立的信息研究部门，则为此提供了一种正式的组织形式，一组专业人员和从事高质量信息处理的一套方法、制度与工具。在这里，我们暂不去分析这种组织在企业中的实际效率和作用，而是要指出，这种多层次的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一种较有效的信息环境，正如生产要有物质资料投入一样，企业决策的制订过程也需要信息资源的投入，而投入的量越大越丰富，或者说，信息资源的供给能力越大，决策制订过程所能达到的“成果”就越大。

（二）中国企业决策的信息基础

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与每个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受到每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影响。一定的技术基础，决定了产生信息的种量和传递速度，而不同的经济体制，则决定的信息结构内部之间的关系，相互间的需求及依赖性。

很显然，在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几乎所有的生产及管理活动，都是在指令计划和行政命令下进行的，因此，企业没有获取外部经济信息的需求，也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对外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工作。从企业的角度看，它所面对的信息环境是高度稳定和有确定性的。如果单纯地从人们对“信息质量”的规定来考察，在旧体制下，企业从外部所得到的信息的质量是“极高”的。因为信息的质量主要与其本身的偏差度和时间性有关，而在旧体制下，由国家主管部门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对于计划的执行者来说，不存在着偏差；在信息的时间性上，由于指令性计划的内在性质，对企业来说，也不存在着“及时”与否的强烈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十多年来，我国企业决策的信息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更为自主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的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信息，

同时，与以前相比，企业所面对的信息环境也更加不稳定，更加难以识别。目前，我国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是：

政府机构这主要包括由国家计委、各专业部门及各地方主管部门向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由国家统计局及地方统计机构定期公布的各类统计数据，以及由各级政府部门制订并公布，或者只在本系统、本地区传达的有关政策、法律、条例与制度。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指令性计划仍然是企业决策的直接依据之一，但与过去的体制相比，指令性计划的复盖面已大幅度减少，它所具有的效力也在降低。因此，尽管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特别是如钢铁、石油、天然气、煤炭、铁路运输等企业的决策提供着很强的信息讯号，但它对企业决策的实际影响和直接约束的程度却在减弱。特别是在普遍实行企业经营承包制和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之后，由于国家指令性计划对企业往往缺乏完成计划任务所需投入品的足够保证，企业按指令性计划生产的产品又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从而使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情愿承担过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而且，与过去原有体制下那种和指令性计划配套的“统购包销”不同，目前企业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生产出的产品，国家并不完全负责“包销”：当市场出现供太子求时，企业往往要承担销售风险。因此，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下达，对企业经营决策本身来说，已不再具有很大刺激性、无风险和确定程度提高的信息，实际上已很难有力地指导企业的经营决策。

作为改革的方向，指导性计划目前所占的比重正在加大，指导性计划与指令性计划最大的不同，是指导性计划对企业不具有强制性，它的范围是对国计民生没有重大影响的次要产品和地区性产品，其计划的文本形式是以实物量来表示分行业的市场预测量，从而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了具有引导和参考价值的信息。指导性计划是指令计划与市场取向两者之间的中间产物，它既模糊了指令性计划的直接数量指标和企业对国家指令性计划负有的直接责任，又较之纯粹的市场取向具有一定的计划。但是，在现行的指导性计划中，一是它们的传播范围过于狭窄、指导性计划采取逐级层层下达的方式，因而不能在更大范围内介绍和公开其具体内容，很难起到引导整个经济活动的作用；二是它们的时效性较差，指导性计划采取逐年下达的方式，不但无法指导企业长期的经营活动及决策，而且又因其下达的时间往往晚至 8、9 月份，甚至难以有效地指导企业当年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尽管在理论上指导性计划应当较之纯粹的市场取向对企业的决策更具有导向性信息，但在实际上，由于它是被加工过，或者说，是已经按照某些政策意图处理过的信息，而在它下达的同时又并未提供必要的背景说明，因而它对企业的决策是更难识别的信息。正因为如此，相当多的企业对指导性计划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

我国企业从政府中以获得决策信息的另一个来源，是由国家统计局及地方统计机构定期公布的各类统计数据。这些统计资料如年度统计公告、季度统计公告和月度统计数据等。但是，与美国和日本政府机构发布的同类统计数据相比，我国统计资料所内含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还有较大的差距。以月度性的统计资料进行比较，我国统计数据主要包括着工业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交通邮电部门主要生产量、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施工项目投资总规模、社会商品零售额、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指数、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多项指标。在这些指标中，除

按地区分目外，分行业或分类产品的指标则几乎没有。因此，它们只能向企业提供较粗略的描述整个经济运行状态的总量信息。而对于有较固定生产经营范围的企业决策来说，不仅可利用的价值有限，而且以此为基础进行决策信息加工和处理的困难也较大，对我国企业实际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企业对这类统计资料并不重视。

行业信息。这主要包括由国务院各部委制订的行业中长期规划及产业发展政策、通过行业协会或行业定点情报网络提供的有关本行业国内外技术经济信息，以及由行业各类组织进行的针对本行业普遍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和统计资料等。这类信息就其功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美国和日本各种民间研究机构定期发布或受委托收集的信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针对性强，重视分析和研究，因而所提供的信息质量较高。所不同的是，一是美国和日本各种民间研究机构提供的这类信息，对企业来说，只是它们进行决策所需的多种依据之一，而且更多地带有中性的参考价值，但对我国企业来说，

由于企业的行业听属性强和对部门的依赖性大，因而这类信息更多地带有指南性，并明显地代表着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意图；二是在美国和日本，这类信息往往侧重于定量分析，并普遍地运用各种数学模型和模拟方法，而在我国，这类信息则更多地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注重于文字上的说明；三是正在基于以上两种差别，这类信息对美国和日本企业来说，是提供了一种更客观和具体地认识与识别外部环境的基础，而对我国企业来说，它则是给出了一个边界较清楚，但内容涵义仍较模糊的环境范围。因此，尽管美国、日本和我国企业都要对这类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处理，但对我国企业来说，它需要对这类信息进行再识别和处理的工作量及其困难程度则要大得多。
各种形式的订货会议。这包括每年度或二季度举行的各类专业性全国订货会议，定期或不定期的产品博览会、展销会等等。专业性的全国订货会议是我国企业收集决策信息，特别是制订下一年度生产营销计划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来源。一些订货会议上的成交额往往会占市场实际需求总量的很大比重。同类产品的竞争能力也会通过不同的成交额及比率排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生产厂家在会议上，可通过与营销机构代表的直接见面，不同厂家同类产品的展示，对各厂家成交额多少的比较和对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分析，获得大量的可靠信息。但近几年，专业性全国订货会议的这些作用正在降低。其主要原因，一是随着流通体制的改革，由政府机构组织的这些会议不再具有垄断性；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扩展，使企业开始重视培育和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尽管仍然重视这些会议，但它已在改变过去那种过多依赖这些会议收集信息的作法，逐渐形成着较多样化的信息收集渠道。
新闻传播媒介。各类综合性报刊和专业性报刊，是我国企业收集信息的另一个重要来源。除国家统计系统公布的各类统计资料外，在这些报刊上，

经常登载着专业性的统计资料和分析性的文章。国务院各部委都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如银行系统的《金融时报》、物资部的《物资报》、轻工业部的《中国轻工业报》、纺织部的《中国纺织报》、化工部门的《中国化工报》等等。这些部委所属的专业局和经济研究机构也出版各类技术经济研究期刊，同时，各地区也有众多的报纸和期刊。这些报刊向企业提供着十分丰富的信息，从信息的内容、含量和性质来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和日本民间机构出版的那些期刊类似。
企业，与美国和日本企业相比，在决策信息的收集和准备方面，我国企业最大的或最明显的不同，是缺乏独立的和专业性的信息研究机构，以及从事这类工作并经过专业性技能培养的信息研究人员。在我国典型的企业正式组织机构中，外部决策信息的收集工作主要是由供应部门、销售部门和计划部门承担的。而这些部门中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材料采购员、产品推销员和短期生产计划的编制人员。外部信息的收集只是他们处理大量当务之急的具体业务之外的一种附带性的工作，一种并没有“硬性指标”工作。同时，这些人员所掌握的知识、经验和工作范围，也并未使他们具备足够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外部的信息环境和信息来源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企业有很多机会和更便利的条件获得决策所需的大量的丰富信息，但由于企业的信息接收能力不足，无法利用和开发这些信息资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决策视野。

简言之，在决策的信息基础上，我国企业与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相比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既来自于外部又来自于企业内部。由于我国企业较难获得外部高质量的支持。而企业本身又缺乏对外部信息进行直接收集和再加工的能力，因而企业决策的信息基础，在信息收集的范围上较为狭窄，在时空的跨度上，也较为有限，这样一种信息基础，正如我们下面所要分析的，不仅会直接地影响到对信息的处理和预测的质量，而且也会影响到企业最终决策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