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教育

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教育主要是以选读或通读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并逐渐地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规模空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注重对重大先进典型的宣传，以具有时代特色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先导，激发广

① 谭政：《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1956 年 9 月 3 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大官兵的学习热忱，推动军队的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但与此同时，军队政治教育又贯穿了关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理论，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左”的倾向，在教育中往往采取群众运动、政治批判等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说服引导的原则。

（一）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人民解放军对干部、士兵及院校学员的政治教育，除五十年代末极短一段时间里强调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外，主要是选读或通读毛泽东著作。

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提出理论教育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革命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问题，以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问题为中心，以毛泽东著作为主要内容，在三年左右时间内，团以上干部通读完《毛泽东选集》，营以下干部和士兵通读完《毛泽东著作选读》。同年十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全国发行。总政治部发出

《关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通知》，要求人民解放军官兵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这一要求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的号召，写进了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随后，一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迅速兴起。

在这期间，罗荣桓在政治学院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坚持“一条线五结合”的原则，即：学习毛泽东著作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线索，同学习马列著作相结合，同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通读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原则被全军所接受，对军队院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和全军的毛泽东著作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军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兴起之初，基本上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各部队组织和引导干部战士特别是团以上干部，结合形势任务，着重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努力掌握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针对当时出现的暂时经济困难，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论述，教育大家正确对待困难，增强信心，发奋努力，把工作搞上去；结合国际斗争的形势和部队的战备任务，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等论述，以及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认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许多单位还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部队的战备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指挥艺术。一九六三年四、五月份，昆明军区组织全区营以上军事指挥员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们围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问题，学习毛泽东军事理论，在热带山岳丛林地进行现地战术实验，从而摸索出了经验，提高了在特定条件下打歼灭战的本领。这一年，全军部队有 90％以上的军事干部参加了这种方式的集训。同时，各级各类干部还结合本职工作，有针对性地选学毛泽东著作，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截至一九六三年

底，全军团以上干部基本通读完了《毛泽东选集》，营以下干部和士兵通读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大体实现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年规划。通过学习，广大指战员初步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并且努力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涌现出一大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同时还建立了一支理论教学队伍。毛泽东思想在人民解放军中得到空前的大普及，提高了指战员的觉悟，增强了斗志，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

但是，一九六四年以后，由于林彪多次发表讲话、指示和文章，推行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割裂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违背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在掌握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的基本要求，使军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尽管林彪那套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做法受到军队一些人的抵制，但由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在一段时期内，其影响未能消除，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

（二）开展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

雷锋是沈阳军区工程兵某团运输连的一名班长。他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入伍后在人民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努力改造世界观，迅速由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具有爱惜分明的阶级立场，把社会主义当作“命根子”，把中国共产党比做母亲，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发扬“钉子”精神挤时间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他热爱本职工作，干一行，专一行，不断进取，努力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公而忘私，助人为乐，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自觉坚持“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标准”，保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五日他因公殉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笔题词，对雷锋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精神” 在全军和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驻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警备区某团八连，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保持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出色地完成了执勤、训练、生产等各项任务，成为新时代人民军队中的一面红旗。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同年八月一日，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八连颂”诗词。

雷锋的精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经毛泽东亲自倡导，从一九六三年三、四月起，人民解放军接连掀起了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热潮。全军上下通过报纸、广播，以及报告会、座谈会、墙报、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宣传和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品德、好八连的先进事迹，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关心集体蔚然成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觉为国家节省一粒米、一寸布、一滴油、一度电、一分钱，主动参加义务劳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在学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中，各部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给群众树立起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习榜样，进一步推动了学习雷锋和学习好八连活动的深入开展。

学习雷锋和“好八连”的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内，宣传指导上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是，这一活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巨大的，对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以后长期坚持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

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严重失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援华合同，中国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正确认识国内形势，坚定信心，战胜暂时困难，总政治部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向全军推广了兰州军区在连队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经验，并决定把开展“两忆三查”教育运动作为一九六一年全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仗”。一月七比总政治部召开了有各军区、军兵种政治部主任和宣传部长参加的电话会议，对这一教育运动作了部署，要求“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自始至终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毛泽东著作为武器，有的放矢，提高阶级觉悟；各级党委要把这一教育运动作为“当前中心”，加强领导，集中力量，首长亲自挂帅，抽调机关干部到基层帮助指导；抓住重点，主要解决正确认识国内形势问题；用大量活的教材进行教育，主要搞正面教育，不搞鸣放教育；主要是在连队，在战士中进行教育；联系实际，注重实效。根据总政治部的部署和要求，全军在近千个单位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在基层连队普遍展开了“两忆三查”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认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入手，提高阶级觉悟，增强革命意志。具体做法是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抓好苦情摸底，选择典型，引苦忆苦；然后忆苦挖根，认清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与实质，激发阶级仇恨；接着谈甜思源、新旧对比，谈解放后的甜，引导战士正确认识当时的国内形势。在此基础上，进行三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最后落实到以实际行动搞好部队建设上来。教育中，军政首长一齐动手，全军 70％以上的机关干部深入连队具体帮助。干部带头参加诉苦，做到官兵同诉，人人参加。据北京军区统计，连队官兵参加诉苦运动的占应参加人数的 97.6％。这一教育运动从一月上旬开始，到二月中旬基本结束。四月七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总政治部《关于“两忆三查”运动的总结》，指出：通过“两忆三查”运动，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了，进一步认清了国内形势，增强了战胜当前困难的意志；部队官兵加强了团结，端正了服役态度，政治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为度过灾荒、战胜困难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而且为完成各项任务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的思想教育。

一九六二年春，台湾的国民党军利用大陆经济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五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进行紧急备战。六月初，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工作指示》和连队战备动员要点。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如果国民党军胆敢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予以歼灭。全军所有预定参战的部队立即进行紧急动员，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战备指示，讲作战的目的意义、有利条件和困难，以及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方法。进入紧急备战的部队普遍展开了以控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教育：

一是揭发国民党军事冒险的阴谋，增强干部战土的战备警惕性；二是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残酷压迫人民的罪行，激发干部战士的仇恨；三是进行敌我力量和作战条件的对比、人民解放军今昔的对比教育，鼓舞士气，坚定必胜的信心。通过教育，广大干部战士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战斗意志，人人都以参战为荣，争上前线。休假探家的干部闻讯归队，请求复员的干部自动撤回报告，准备结婚的主动推迟婚期，住院养病的提前出院。各参战部队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及时抢修工事，突击战前练兵，完成了海岛、一线的物资运输和储备。守备部队纷纷提出要创造“上甘岭式的英雄阵地”；机动部队争着上第一线，要求首先使用他们；铁道兵和铁路抢修队伍纷纷提出“创造朝鲜式的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这次紧急战备行动，部队由和平环境突然转入战时状态，在弯子转得急，行动规模大，动员准备时间短，各项工作紧张复杂的情况下，由于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及时地进行了思想教育，使参加战备行动的各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意志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支援下，粉碎了多起国民党武装特务的骚扰和破坏活动，保证了战备任务的完成。

（五）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促进了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在教育的指导思想、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一些偏差。

这十年中，搞得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教育主要有：（1）一九五七年五、六月，全军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军队这次整风以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目标，着重解决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全军先后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是团以上党委、机关；第二批是营以下分队干部。每批分学习文件、检查、总结 3 个阶段。教育中，各级领导带头作自我批评，并发动广大干部战士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进行坦率的揭露和批评。各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普遍的检查。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干部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原则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井采取措施，边整边改，认真解决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增强了内外团结。（2）进行正确对待暂时经济困难的思想教育。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一九六○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的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部署，全军部队进行了认真的传达教育。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向干部战士介绍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和面临的暂时困难，解释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说明战胜困难的办法和有利条件，号召官兵在困难面前不动摇，经得起考验。教育中还发动群众开展思想互助，请地方干部和来队家

属讲贯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后的好转情况，对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干部战士给予适当救济，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国民经济虽然暂时面临困难，但是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战胜眼前困难，取得更大胜利；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一定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许多单位自觉节约生活开支，许多干部战士写信劝告亲属，拥护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搞好生产，厉行节约。各部队还采取措施，压缩建设项目，减少办公费用，节约粮食，搞好农副业生产，积极协助地方搞好生产救灾工作。（3）传达贯彻一九六二年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一九六二年三月，全军各单位根据总政治部的通知，向营职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团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了以检查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和改进党委内部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交心通气会议，部队普遍进行形势教育。各级干部普遍反映，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心情比较舒畅，受到了一次实际的民主集中制教育。从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增强了战胜困难、继续前进的信心。

在这一时期，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一些错误的政治教育。如一九五八年批判的所谓“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地认为军队中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本来属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错误的高度进行揭发批判，混淆了是非界限，严重地阻碍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一九五八年还进行了以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在这次教育中，由于简单化地要求部队通过鸣放、辩论和批判，破除“私有观念”，“过了社会主义关又过共产主义关”，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受到歪曲。一九五九年开展的以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干部中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批判斗争和处理了一批人，使军队的民主生活遭到损害，给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造成了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