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扫盲运动和普及中等教育一、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工农出身，他们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虽然学过一些文化，但很多人的文化水平依然很低。据解放战争结束时的统计，“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 80％。其中识 500 字以下的尚有 30％左右。干部中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 68％。”①。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成为干部战士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向军队现代化建设目标迈进的一大障碍。

一九五○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出：“军队今后整训， 首先以文化教育为主，在连、营、团、师、军、军区各级，普遍举办干部战士的在职文化学校，并由师以上领导机关抽调干部，举办速成文化学校。”② 同年八月一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由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一计划未能在全军得到全部实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六月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军的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一个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 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要求在一年内扫除干部战士中的文盲，井将初小毕业或高小毕业的干部战士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或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央军委于一九五二年又颁发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

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各部队积极制订教育计划，调配文化教员，编印教学参考资料，建立文化学校，迅速掀起了文化学习的热潮。据统计，全军参加学习的干部战士约有 150 万人（其中干部有 32 万人），占应学人数的80％。团以上单位普遍举办了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轮训队，营连统一编班上课。全军选配了 14 万名知识分子担任文化教员和文教工作人员。这样大规模地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各级领导干部走上文化教育第一线领导文化教育。教员和学员打成一片，摸规律，想办法，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广大干部、战士在“建军备战学文化”的口号鼓舞下，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的早起晚睡，节假日不休息，甚至出差、探家、住院，也都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学习。课本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在营房里，在阵地上，在田野间，在火车、轮船上，都可以看到干部、战士埋头学习的情景。他们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努力“攀登文化山”， 攻克“文化堡垒”。特别是一些工农出身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身经百战， 有的身有残疾，仍然坚持学习。

这次文化教育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原因在于：

——指导方针正确，计划安排适当。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教育训练必须贯彻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是迅速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工农知识分子，帮助干部战士掌握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与技术，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正确

① 总政治部 1951 年 11 月《关于第二次宣教工作会议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

② 肖华：1050 年 7 月 28 日《把军队办成巨大的学校》。

方针。这个方针适应了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需要，反映了广大官兵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各部队根据这一方针在安排文化教育计划时，注意根据部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进度和要求。整个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重点，以消除文盲为目标，以文化速成学校为干部文化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兼顾了对具有高小以上文化人员的继续提高和在职干部的教育：文化学习以小学教育为重点，但也注意了逐步扩大中学教育；课程设置以语文为主，算术次之。经验证明，这些做法符合部队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规律。

——党委领导，首长负责，检查指导有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下达了文化教育工作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及时检查、督促，交流经验，推动学习活动的健康开展。中南军区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进行“三反”运动时， 妥善安排开展运动和文化教育的时间，文化教育走在全军的前面。华东、东北等军区以军区首长的名义发布了文化学习动员令，华东军区还召开了隆重的教员学员代表大会，进行深入动员；东北、华北、西南等军区和公安部队， 专门召开了文化教育工作会议，研究教育实施计划。大军区、空军、海军、二级军区、军委直属队，普遍开办了文化速成中学；三级军区（省军区）和师开办了文化速成小学。全军共创办了 262 所文化速成学校，调配一批中高级干部任校长，抽调了大批干部离职学习。各部队的文化教育由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密切配合。团以上单位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由领导干部和司、政、后机关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负责安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解决经费、设备、教材、教员学员调配等问题。全军掀起文化学习高潮后，一些单位一度出现放松军事训练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注意纠正上述偏向。这时又有一些部队对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准备“收兵”。十一月，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深入部队了解文化教育的情况后，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写了《对部队文化学习的检查报告》，提出“对文化教育需要重申决心，明确它的地位”，中央军委及时批转了这一报告，并明确指出， 到一九五三年五月底为止，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不变，“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做出结果来”，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各大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对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进行了讨论，进一步统一了认识， 纠正了“松劲”情绪与“摇摆”现象，保证了文化教育的顺利进行。

——遵循教学规律，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各部队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文化教育符合“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原则。基本做法是：（1）打好基础，逐步提高，力戒高指标。（2）力求实效，正确掌握教学进度。处理好“突击”性学习与“巩固”已学成果的关系，反对和克服“速”而不“成”的形式主义与锦标主义。（3）统一训练，灵活实施。统一教学方针、计划、课程、教材、学时、编制、编班升级制、考核验收制、基本的教学程序等，同时允许各单位有一定的灵活性，做到“既不乱，也不死”。（4）适时推广先进经验。全军首先推广了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这个识字法用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手段，先集中时间突击认字，然后再学课本，组织阅读写作，逐步达到会认、会讲、会写、会用。一般文盲用 150 小时左右，就会认会讲 1500 字，比原定教学时间缩短一半。接着推广了中南军区文化教员曹卫民的速成算术教学经验。这个经验把心算和笔算结合起来，把抽象的算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一般用 300 小时左右

就能学会简单的四则运算，比原定教学时间缩短三分之一。此外，还推广了中南军区文化教员曾端仪的写字教学法和华北军区文化教员常青的写作教学经验。这些经验的推广，提高了教学效果，促进了教学方法的变革。

经过一年文化学习，部队文化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大批文盲、半文盲语文达到高小或高小毕业程度。全军包括因特殊原因未进行学习的部队在内，初小语文、算术两门课程未达到毕业的人数，已由 67.4％下降到 36.2

％，达到初小语文、算术两门课程毕业以上的，由 32.6％上升到 63.5％。学习成绩突出的“塔山英雄团”，有 90％的人员达到高小语文毕业以上程度。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军实行大会考，各科总平均成绩达到 80 分以上，不及格率仅 5％左右。

随着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提高了，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部队中曾一度盛行的“大老粗吃不开”、” 文化低没前途”的论调逐渐消失，官兵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信心大为增强。特别是那些从陆军调到海军、空军工作，因文化程度低而不安心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后有了明显的转变。

一年的文化学习，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工作能力。学习前，有的教导员上政治课不会写讲课提纲，光凭脑子记，记多少讲多少：有的营参谋长作计划， 用符号代替；有的连长讲军事课，像演“双簧戏”——文书念课文，连长讲内容。经过文化学习，许多原是文盲的干部能写几百字或上千字的讲课提纲、文章。干部战士求知欲大大增强，部队中读书空气浓厚，买书订报比较普遍， 连队文化生活大大活跃，墙报内容丰富了，自编自演的节目增多了，全军涌现出不少“我写我”的文艺战士，原先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高玉宝学习后在别人帮助下写出小说《半夜鸡叫》。

一年的文化学习运动，还锻炼与提高了大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许多文化教员克服了轻视工农兵的思想。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消除了同知识分子的隔阂，纠正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进一步加强了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