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部队基层经常的、普遍的活动形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读书活动。图书是广大指战员的良师益友。自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全军团以上单位陆续建立了图书馆，藏书量少则几千册，多则上万册。大多数连队也建有图书室，藏书少者二三百册，多者千余册。许多部队结合各个时期的任务和官兵的思想情况，有针对性地推荐书目，组织阅读。还采用“报告会”、“朗读会”、“演讲会”等形式，提高读书的兴趣和效果。那些反映革命战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歌颂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指战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文化大革命”中，部队的绝大部分书籍被封存或销毁，连队长期缺少图书。一九六九年全军文化工作会议重新提出加强部队基层图书工作。一九八○年总政治部文化部向全军推荐了 30 部以军事题材为主的优秀文学书籍。为了交流图书工作经验，总政治部文化部于一九八三年召开了部队基层

图书工作会议，对基层图书馆（室）的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并开列了图书馆

（室）应具备的 300 册图书目录，丰富了部队基层图书馆（室）的藏书。同年八月，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部队基层图书馆（室）建设的意见》，强调“办好图书馆、室，开展读书活动，是直接关系新形势下部队建设的一件大事”，要求各级领导和业务部门必须重视这一工作。

读书活动对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军人起了很好的作用。如通过读书活动，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我为祖国多奉献”的讲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思想和知识水平；组织战士与地方青年共同举办关于“人生”、“理想”的讲演，端正了服役态度，等等。各部队还充分利用各级俱乐部的图书资料和场地设施，举办写作、书画、摄影、电工等各类专业学习班（组），开发干部战士的智力，既陶冶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情操，又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技术知识的人才。通过开展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使部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好学上进的新气象。这不仅推动了军队建设，而且为干部战士转业、退伍到地方后投身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歌咏活动。歌声反映一个部队的精神面貌。歌咏活动历来为部队各级领导所重视，开展得也最普遍。许多部队做到“五前一路”（上课前、开饭前、开会前、晚点名前、看电影前和行军路上）有歌声。不少连队能唱百首以上歌曲，既会唱鼓士气、壮军威的队列歌曲，也会唱健康优美的抒情歌曲。许多部队特别是有荣誉称号的部队，还创作了“团歌”、“连歌”，这些歌曲成了本部队进行光荣传统教育的“有声教材”。

不断推荐适合部队学唱的优秀歌曲，是部队各级政治机关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总政治部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七年先后 10 次向全军推荐了《国歌》、

《国际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之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人民军队忠于党》、《我是一个兵》等 97 首优秀歌曲。各大军区、军兵种也经常向所属部队推荐歌曲，并派人到部队基层教唱或帮助培训教歌骨干，还将灌制的唱片、录制的磁带发给部队。各部队经常组织歌咏比赛，部队的领导人与干部战士一起同学歌，同赛歌。

许多老红军、老干部带头参加唱歌，给部队以巨大鼓舞。一九五九年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中出现的“将军业余合唱团”，是当时中国歌坛上的一个壮举。这个合唱团是以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的将军为主组成的，开始时只有 87 人，后来根据周恩来再扩大些，把各大军区的负责人情来参加的指

示，扩大到 120 人。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将军合唱团在台上高唱《在太行山上》时，周恩来在台下也跟着唱起来，全场掌声雷鸣。一曲终了，周恩来站起来向合唱团指挥李志民上将要求说：“再来一个！”将军们又唱了一首为毛泽东诗词《长征》谱写的歌曲。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登台引吭高歌，在军内外激起热烈反响。著名诗人肖三赋诗赞道：“身经百战的百位将军，三十多年厮杀疆场，亲手取得革命胜利，亲手写下交响乐章。当年指挥雄师百万，今日登台纵情歌唱。我们的将军能武能文，是人民的将领，是人民的歌手，是大写的诗人。将军却唱道：‘我是一个兵’！”

（三）业余演出活动。多种多样的业余文艺演唱，是部队基层干部战士经常进行的一项喜闻乐见的活动。许多连队每月开一次晚会，晚会开得生动活泼，既有业余演唱组演出的节目，也有各班排和连队干部演出的节目；有

学演兄弟单位的优秀节目，也有自己创作的节目。晚会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前进，也在不断发展。五十年代常见的是快板、民歌、杂耍等。六、七十年代增加了讲故事、诗朗诵、乐器演奏，小话剧的创作和演出尤为活跃。进入八十年代，不少晚会在艺术形式上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常见的有小话剧、小歌剧、诗表演、吉他弹唱、电子琴和铜管乐演奏等。连队演唱组是晚会的主力。他们当中不少人是文艺方面的多面手，编、导、演，吹、拉、弹、唱，样样都行。许多连队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演唱组的建设，使它成为业余文化活动中的一支活跃的骨干力量。

团以上单位的战士业余演出队，被称为部队业余文艺活动中的“轻骑兵”，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部队兴起的一种业余文艺演出的新的组织形式。它始于中南军区第 135 师。一九五三年初，这个师的战士演出队奉调到北京为全军文化工作会议演出。他们的演出轻便易行，不受场地限制；大部分节目是自编的，题材内容广泛，形式新颖活泼，富有浓郁的部队生活气息；演出作风认真、朴实，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朱德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看后非常高兴，亲切地接见了演出队的代表。随后，这支演出队到全军（除西南军区外）巡回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给各部队起了示范作用。在这个演出队的推动下，全军战士演出队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到一九五九年，全军已有 1000 多个具有一定水平的业余演出队。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战士业余演出队的活动曾一度沉寂。但从一九六二年起，随着部队物质生活的改善，战士演出队又开始活跃起来。一九六五年，全军业余演出队有717 个。这时的演出队，一是多数建立在团一级，而不是像过去多数建立在师、军两级，这样既便于活动，又不脱离连队；二是成员有了变化，除干部战士外，还有军官家属参加；三是连队普遍有了演唱组，为演出队选调演员和节目提供了更厚实的基础；四是坚持业余的原则，做到“组织不散，人员轮换，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集中起来搞演出，分散回连当骨干”。迅速反映部队现实生活是战士演唱组、演出队的显著特点。常常是早晨发生的事，晚上就编、演出来。

为推动业余演出、业余创作的发展，总政治部于一九六五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七年先后 4 次举行全军业余文艺调演，节目题材广泛新颖，格调高雅健康，生动地反映了部队火热的现实生活，沤歌了指战员献身国防、建设四化的精神面貌。战士业余演出队活动深深植根于部队业余文艺活动的沃土之中，不仅丰富了部队业余文化生活，也带动了部队业余创作，还培养了不少文艺人才和文化工作干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战士业余军乐演奏活动也日趋活跃。总参谋部、国防大学成立了女子业余军乐团；广州军区某集团军、成都军区云南守备第 2 师、兰州军区守备第 8 团、海军直属部队等，都成立了战士业余军乐队。一九八七年，广州军区应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邀请，调集 10 支战士业余军乐队组成联合军乐团，为大会开幕式、闭幕式演奏。这些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尽管还比较幼嫩，但受到了部队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战士们的热情关注。

为了适应群众性文化生活的发展，各部队注意逐步改善文化器材的供应状况。一九八○年以后，总部每年用于购置配发给部队的文化器材费达 700

余万元。为多渠道解决文化事业费用，一九八一年中央军委 1 号文件规定，部队的生产收益要真正用于改善部队特别是基层单位的物质。文化生活。一九八三年，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总后勤部财务部联合发出通知，进一

步规定生产收益的开支可用于购置、维修文化、体育器材和购买图书。一九八三年以后，总政治部还给海边防部队基层单位配发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录放像机等现代音像器材。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以及许多军、师、团都从所掌握的经费和生产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为所属部队购置现代化文化器材和影视设备，大大丰富和改善了部队的文化生活。

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除上述几项主要的外，还有业余文艺评论、书法绘画、游艺游戏、墙报黑板报、参观游览、美化生活环境、棋类、桥牌等等。

（四）战时文化活动。战时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提高指战员战斗意志，焕发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增添阵地生活情趣的重要手段。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驻守在广西、云南前线的指战员们，在弹痕累累的战壕里，在潮湿阴暗的猫耳洞中，利用战斗间隙，或写或画，或雕或塑，或唱或演，用弹片、碎石制作假山、盆景，在猫耳洞外栽上各种花草，用石子在洞壁上镶嵌对联，用青苔制作装饰画和标语，用弹壳制成拐杖、烛台，用各色酒瓶的碎片制成玻璃贴画，用废药管制成花篮，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有一个距越军阵地几十米的猫耳洞，虽然阴暗潮湿，狭窄得仅能容身，但坚守在那里的 3 名战士用照明蜡烛日积月累流淌成形的蜡油，加工修琢成为蜡雕，似雪山，又似飞瀑，被题名为“生命之光”。干部战士还用弹壳制成了形态各异的奖杯——“老山杯”，鼓励开展阵地文艺体育活动。此外，前线指战员们还经常开展创作和朗诵诗歌、知识和智力竞赛、唱歌弹琴、小型文艺演出、对对联、讲故事等活动，猫耳洞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些摄影爱好者在阵地上为战友们拍阵地照，为突击队队员们拍出击英姿，在战斗中抢拍现场镜头，不但给战友们以鼓舞，并且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