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古代自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便出现了阶级，形成了国家，并逐渐建立了一套统治机构。国家机构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机构的演变历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研究国家机构的演变历史，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阶级社会中，各级官吏，都是代表统治阶级管理和压迫人民的，各类职官机构，都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奴隶社会中，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王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全国的土地、奴隶及平民都属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王把一部分土地、奴隶及平民分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封他们为诸侯。诸侯是受封区的统治者，但须服从王命，对王承担徭赋义务。在诸侯封地内，也建立一套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的政权机构和官吏，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政权。诸侯又把土地、奴隶及平民分封给奴隶主贵族卿、大夫。卿、大夫是其封地内的统治者。有的卿、大夫担任着王国或诸侯国的重要官职，辅佐王和诸侯进行统治。

商王廷设有百官，辅佐商王治理国家。百官之中可分为政务官、宗教官和事务官三类。政务官、宗教官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周朝的官制在商朝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官僚组织和较完整的官僚制度。辅佐周王进行统治的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其权力很大，是国家的总管。协助周王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是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太宰是朝廷的政务总管，太宗管宗庙谱系，太史管起草文告、编写史书，太祝是最大祭祀官，太卜是占筮官，太士是神职官吏。此外，周朝还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五官，分别掌管土地、军赋、工程、群臣爵禄、刑罚等。

商周的王、诸侯、卿大夫及其他各种官吏都是世袭的，世代掌握着统治大权，这就是所谓世卿制度。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强凌弱，大并小，互相间进行无休止的兼并争霸，周王朝对诸侯逐渐失去控制的权力，贵族分封制度行不通，各诸侯国称王称霸，设官分职，各行其是，职官制度也因而发生了变化。

自秦、汉以后，官制渐趋复杂，中央和地方官制不断变化和发展，兹分叙如下。

一、中央官制的变化概况

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 确定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建立了“三公”、“九卿”一套比较严密的中央官僚机构，以协助皇帝处理国家的军政事务。西汉初期基本沿袭秦制。自武帝始，皇帝常通过内廷管理文书的尚书台亲自裁决政务，并把秦时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逐渐改名为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亦称“三公”（又称“三司”）。原来御史大夫的属官“中丞”保留下来，专司监察，以后称为“御史台”，中国历史上专职的监察机构，从此正式建立起来。到了东汉， 正式发号施令的是尚书台，三公的权力削弱，只能办理一些例行公事。东汉末，曹操为了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恢复御史大夫等官职。曹丕称帝后，认为东汉尚书台权力太大，便另设中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政令， 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尚书台自此成为执行机构，其事务日益繁忙，开

始分曹治事，设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晋代将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长官为侍中。侍中地位虽不高，但因接近皇帝，故很有权势。至南北朝，凡属国家重要政令，皇帝都征求传中的意见，这样，门下省便成为参预国家大事的部门了。

隋唐时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隋唐三省六部的确立，是秦汉以后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制度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整，分工较明确。从隋唐至明、清， 六部基本相沿未改。但是原来分立的三省到唐太宗以后却逐渐起了变化。由于唐太宗在即位前曾当过尚书令，故当他做皇帝后，大臣多不敢任其职，于是这个职务就不再授人，尚书省的长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参加大政。至高宗时，则用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参预朝政，执行宰相职务， 中书令、侍中就不常设了。五代除沿袭唐制外，又设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边防、军马等事）参预大政，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

宋代以中书门下省为政事堂，和枢密院分掌政务、军事，号称“二府”。其中枢密机构的官称则经多次的变革。

元代废门下尚书省，中枢大政统一于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往往以太子充任。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此外，又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因此，元代的中书省职权极重。

明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处理国家大政，专制一切。并仿宋代殿阁学士之制，设大学士以充皇帝顾问，办文墨。明成祖时， 选派大学士入文渊阁办事，参与机务，称为“内阁”。最初内阁大学士官位并不高，权势也还少。仁宗以后，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品位渐次提高，权势随之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清初沿明制，设立内阁。但国家大政决策机构是“议政五大臣”，内阁职权降低。到雍正年间，又另设军机处，由满汉大臣出任军机大臣。军机处设于内廷，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务、官员任免和重要奏疏。从此，各地章奏均由军机处直达皇帝，不再经由内阁，内阁只办例行公事。军机大臣亲近皇帝，总揽一切，是封建专制集权中央官制的最高发展。

二、地方官制的发展情况

秦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每郡统辖若干县，是郡县二级制。郡置“守”，为行政长官，下置“尉”，佐守掌郡之军事，又置监御史，掌郡之监察。县分二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为行政长官。下设“尉”，掌县之治安，又设“丞”，佐令，执掌仓储、刑狱和文书。郡县行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免。

汉初沿秦制，惟改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诸侯王国的官制与中央官制相仿。汉武帝时，划全国为十三州（又称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奉帝命巡察诸郡、国。东汉末年，为镇压农民起义，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 掌一州之军政大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州的长官或称州牧或称刺史，主一州之民政。县的长官一律改称为令。同时，有些州的刺史往往加以“使持节都督某州军事”或“假持节都督某州军事”之头衔，总揽

本区军政，权势很大。

隋末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都是两级制。唐还在全国设置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每道派高级京官一人，先后称黜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掌监察州、县官吏违法事件，并有权罢免或提升地方官吏。此外，隋唐还合并若干州为一军区，每区设总管（唐时改称都督），掌管该区军事； 后来，唐又在边区设节度使，多带有京官和御史大夫衔，集数州以至十余州的军、民、财政和监察诸权于一人，权势极大。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势力扩大，割据独立，雄霸一方，世称“藩镇”。

宋代鉴于唐五代藩镇之祸，为加强中央集权，削除藩镇，节度使成为空衔，并因地而置州、府、军、监，均有属县，仍然是二级制。州、县政务由中央派遣京官带原衔出任，称“知某州军州事”（“州”指民政，“军”指地方军队），“知某县事”，简称“知州”、“知县”。此外又设监察区， 称为“路”。路设都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某路常平公事等官，负责一路的吏治、民刑案件及财政事务。此外，又设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掌一路的地方军事，通常以本路的知州或知府充任。

元代中央与地方的划分比较复杂，县上有州，州上有道，道上有行中书省。行中书省为中央中书省派出的机构，权力很大。这样，元代的地方官制就形成省、道、州、县四级制。

明初改元代“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仍称“省”），长官为布政使，掌民政和财政。此外，省一级地方官署还有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之刑狱和军事，与承宣布政使司合称“三司”。其下设府或直隶州，长官为知府或知州；府之下是县或散州，长官为知县或知州。地方政权为省、府（或直隶州）、县（或散州）三级制。明代由中央派监察御史巡察各地，称“巡按”。或派京官巡抚地方，称“巡抚”，事毕即罢。明宣宗时，在关中、江南等处设巡抚，驾凌于三司之上。后来为了军事目的，在一些地方增设总督，多以部院大臣出任，往往加以兵部尚书或兵部侍郎以及都御史等名号。开设总督后，巡抚便在其属下，有些地方督、抚治所同在一城，互相水火，而只好撤销巡抚，成为有督无抚的省份。

清代的府、州、县制，与明代略同，惟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厅”，厅的行政级与州相似，也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分。府以上的道依然保存，并成为一级行政机构，道员也成为专设的官职， 俗称“道台”。省级则由总督或巡抚综理军民要政，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布政使名义虽依然保留，但已成为总督或巡抚的属员，专管税收、民政，称为“藩台”；又设按察使，管一省之司法，称为“臬台”。巡抚辖一省，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府的长官称知府，县的长官称知县，厅的长官称同知或通判。这便构成省、道、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的四级地方官制。

总之，自秦汉至明清，中央官制变化比较大，设官分职比较复杂。而地方官制，元以前基本上是郡（州）县二级，元以后层次较多，但郡（或府）、县二级则变化不大。地方最高政权的名称，组织，职掌等，则历代很不同， 这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矛盾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代官称十分繁复，官名总数达一万以上，在这本书里无法一一涉及，仅取其历代相沿、较有代表性的职官，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个系统进行叙述，秦汉时期所创置的职官，多为后世所沿袭，因此，对其官称之性质及

职掌均作详细的引述。后世沿置者，若是同一官称而赋予特殊职能者，则特加说明；若性能相同者，则或略而不叙或综而论之。各朝之增置的机构或官称，则在创置时代详加叙述，后代沿袭则从略。

各朝对一些重要机关的变革，书中尽可能阐明其具体原因（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以见职官制度的变革，是与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的， 是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同步进行的。对于一般机关，则重点叙述其性质、沿革、职掌与人员编制及其内部分工，并说明某一机关在该朝代所起的作用或所取得的政治效果。

本书的初稿于 1980 年编成，曾作为我开设的“历代典章制度”课教材的一种而印发。五年来承蒙专家同行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这次出版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较多的补充。

本书的编写，主要根据各朝的史籍文献及有关著述，也采用了当代学者的某些研究材料，特此说明。限于本人水平，书中错谬一定不少，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茂同一九八五年九月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