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孝廉、秀才，须经朝廷考试。孝廉试经；秀才试策。有时地方也考试孝廉、秀才，但不作为定制。主要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

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和领导的黄巾起义，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些躲过革命风暴的士族地主，陆续向魏、蜀、吴三个鼎立的割据政权靠拢，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曹操做丞相之后，为了延揽“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当时遭到东曹掾何夔的非议，他认为“自今用人，必先捡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反映出士族想控制选官的要求。曹丕即位后，陈群提出九品官

人法。《太平御览》卷 265 引《傅子》的话：

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

又《通典·选举》说：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方错杂，详覈无所。延康元年（公元 220 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迁。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低。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

初立中正时，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说：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

中正应以现任官兼，凡致仕官员一律不得受命。中正的主要任务是品评人物，分人物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按品推荐给朝廷。《通典·选举》注说：

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於本土。欲征源流，遽推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皆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以吏部不能审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中正品第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晋书·石季龙载记》载季龙下书说：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搢绅之清律，人才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

可知自魏至晋都还是以三年一次的调整品第为常例。

中正品第人物时，用黄纸写定，藏於司徒府，以备选举时参考。这种定品的黄纸，很可能就是后来黄籍的前身，

九品中正创立时，尽管有将选举权收归中央的企图，但事实上却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从而巩固了门阀的统治。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实际上是对世族地主的让步，使他们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曹丕采用这个办法是为了争取世族地主对自己代汉的支持，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政府（吏部）选择官吏的一般原则是参照州郡大小中正所定的品级，定

上品（指一、二、三品。西晋以后，降三品于中）的人为高官，定下品的人任低官。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九品中正”的“九品”，和官吏分“九品”不是一回事。例如县令中品秩最高的是六品，但担任县令的人往往是从中正品级中的第三、四品中选择。中正的品第虽然不一定是官吏的品秩，但也並不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做官有密切的关系，官位必须和品第相符，降品就等于降官。

西蜀承两汉旧制，选贤任能，不重门阀。《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

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以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

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从诸葛亮这段表文可看出刘备用人标准是重品行、重才能，倾听臣僚的意见，从实践中考察，选拔有专长的人才的。只要有治国之能，不论出身和地位，均破格录用。所以诸葛亮才能从“布衣”而成为蜀国的丞相。

吴大帝赤乌二年（公元 239 年），孙权下诏以四科取士。《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说：

权正月诏曰：郎吏者，宿舍之臣，古之命士也。闻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以四科，不得以虚词相饰。

两晋选举常科，仍依曹魏之九品中正制，《通典·选举》说：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

这一时期，世家豪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在中央做官的，多是世家豪族；作各州、郡大小中正的，大多也是世家豪族。所以，大小中正品第人物，只重门阀，不论才智，全凭个人的好恶，对政府完全不负责任。

《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上疏论九品中正之弊有八损，其一说：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贿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於身，必见割夺；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其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刘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九品中正制“实为乱源”。他所谈的虽是晋时的情况，但积习始於曹魏。虽然《晋书·挚虞传》谈到挚虞“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但吏部选用官吏之后，如果发现其人行为与品状不符，却从来没有以此谴责中正的；即使有，也“诏原之”。这就使得州郡中正更加为所欲为了。

《晋书·段灼传》载段灼陈五事疏说：

今台阁选择，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当时反对这种制度的人，都承认它是为权门世族服务的。当时充任中正者，自己必须是二品；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是世族。这样世族自然把持了选举权。《太平御览》卷 265 引傅畅《自叙》说：

时请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为扬州都令（疑当作都正），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故至于上品，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

傅氏是北地泥阳人，疑不得为扬州都正，或当是秦州之误。傅畅祖孙、父子、兄弟都充任本州中正，实际就等於世袭。这可证明世家豪族独占了选举机构。他们所品定的人物，自然要以门阀为先了。傅畅自云以“宿年为先”，这只是在上品之中定先后次序而已。所谓乡里评定，本重道德的规定，在西晋时期已成为不重要的条文了，只有在降品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一点。

西晋时期反对中正制的人很多，一方面表示世族业已控制了选举，而司马氏的政权既以世族为中心，自然不能反对这种制度或阻止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制度事实上已为门阀所利用，以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东晋以后，门阀的形式已经凝固了，士庶以血缘区别的理论业已建立，所以，反对

者也越来越少了。

东晋沿两汉旧制，察举孝廉秀才，初期征召试用，以示慰勉。后则诏定考试，并规定了严格的赏罚制度，若不中科者，除本人受到禁锢外，所在州郡官员也要受到惩处。故贡士多规避不就。《通考·选举考》说：

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试策，到即除署，既经略初定，乃诏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大兴三年（公元320 年），尚书孔坦，议请普延五岁，许其讲习。乃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南朝刘宋，沿袭东晋旧制，进行察举。为了消除积弊，试策更为严格，有时皇帝亲临主持，得选官员，有年龄限制，任官期限，也有所规定，《通典·选举》说：

宋制：丹阳，吴会，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试策，天子或亲临之。及公卿所举，皆属於吏部，叙才铨用。凡举得失，各有赏罚，失者其人加禁锢，年月多少，随部议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年）而代，刺史或十余年。及李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而

满。

到刘宋末年，认为治民之官，六年过久，再改为三年一任，称“小满”。南齐举士考试，定五问以策秀才。选官也限年岁，并有甲族，后门（寒

门）之分。《通考·选举考》说：

齐尚书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

又说：

齐因袭宋代限年之制，然而乡举里选，不覈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史。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萧梁初年，未设中正官。入仕年龄也有限制，但若资质超人，则不限年

次，后又委置专职官员搜荐，渐渐消灭了贵族与寒门的界限。《通考·选举考》说：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甘罗）、颜（颜渊），勿限年次。至（天监）七年（公元 508 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

专典搜荐，无复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公元 526 年），诏凡州举二人，大郡一人。

至梁敬帝太平二年（公元 557 年），诏诸州各设中正，依旧例察举，一切才士必须经州中正签押送上，政府再依其品制，量授官职。这时，门阀制度业已凝固，九品中正制所起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士庶之间的区别已成为无可怀疑的法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九品升降倒显得不很重要了，因为士族进身已不必关心中正给他们的品第如何，问题只在于自己的血统。防止士庶混淆的最好办法是辨别族姓，而企图享受特权的，也只有假造谱谍。中正品第无足轻重，他们的“押上”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九品中正制到此已不是士族专政的必需工具了。这一制度沿用至隋代便被废除。

南陈采用了萧梁的限年入仕制，但又制定了许多例外条文。其授官的程序甚为繁复，以示庄重。《通典·选举》说：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未壮而仕。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举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版，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

另一种是由皇帝发诏征召的，先把被征召者交付诏局，由诏局草拟奏章上闻，皇帝敕可后，经门下省付外施行。拜官的时间均在午后。

北魏选士，初置中正，兼用考试。后来废除中正，而要当官的，必须找到现任官员作为担保。《通考·选举考》说：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覈之权，而选叙颓紊，至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担保，无人担保者，夺官还役。

对于武人，则不甚重视，魏孝文帝时，征西大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让他们进入清品。这一建议引起了武夫的愤怒，羽林虎贲会集一千余人，把张彝的房子烧掉，并把他父子通通杀掉。张彝死后，灵太后才准武夫可以依资入选。孝庄帝时，规定凡县令、郡守、刺史能推荐出才德、文艺、政事兼备的人材，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并规定地方官员任职年限：郡守，县令，六年一任；离任六年后再叙用。

北齐沿袭后魏的选举制度，也立中正官，但尤其重视考课之法。《通考·选举考》说：

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廉郎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呼起立席后，书有监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即佩刀）。

武平中（公元 570—576 年），齐后主（温公）左右多为佞倖之臣，后主即赐他们卖官。上自州郡，下至乡官，均标价出卖。买官者多由皇帝直接降旨授予，所以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的现象。自此之后，州郡选用属官的权力逐渐移到朝廷。这就使得地方吏员无法精细选用。

后周采纳苏绰的建议，破除讲门阀，摆资历的风气，广收遗逸贤达，对选举法进行了革新。《通考·选举考》说：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幹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宣帝大成元年（公元 579 年），又诏令各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各郡

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每年荐举 1 人。并规定各州僚佐，可由刺史自行署置，而各府首官则由朝廷统一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