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中央官制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覈而升降之， 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

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

① 《资治通鉴》，卷 291。

② 同上，卷 293。

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 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 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 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 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 633 年），太宗以李勣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 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 723 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

（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 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 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

（公元 794 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 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 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 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 192 记载： 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 661 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改

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 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 “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

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 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 2 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

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 16 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 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 4 人，从七品上。主事 4 人，从八品下。右

散骑常侍 2 人，右谏议大夫 4 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省长，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

二年（公元 662 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称纳言，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称左相。《新唐书·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 而颛判省事”。有门下侍郎 2 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百官表》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则奉巾，既帨，奠巾； 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 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 2 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

议大夫 4 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匦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匦，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匦，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匦，称为“申冤”，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匦，称为“通玄”，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 1 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匦；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 1 人为理

匦使。天宝九载（公元 750 年），唐玄宗以“匦”声近“鬼”，故改理匦使

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 756 年）恢复旧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以谏议大夫 1 人为知匦使。又有给事中 4 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 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 得与侍中裁退之”。《旧唐书·李藩传》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 785—

805 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 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新唐书·百官志》说，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

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讼，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书·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 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 2 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陛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 835 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螭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 4 人，从七品上；主事 4 人，从八品下；左补

阙 6 人，从七品上；左拾遗 6 人，从八品上；典仪 2 人，从九品下。掌赞唱

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 4 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关

之节。符宝郎 4 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颛赏， 节以颛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右置，“左”隶门下省， “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创置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于宪

宗元和二年（公元 808 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 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通鉴》卷238 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

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 813 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三、尚书都省

尚书省置令 1 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称东台，

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

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称为都台，

长安三年（公元 703 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 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新唐书·百官志》说：

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据《旧唐书·戴胄传》记载，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

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组织，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在尚书左右丞下，每部有 4 个属司，共 24 个司。

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故唐代例不复置。以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另有左丞 1 人，正四品上，

右丞 1 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日常事务，《新唐书·百官志》云：“掌辩

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有左右司郎中各 1 人，从五品上，

员外郎各 1 人，从六品上，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务。唐高宗龙

朔元年（公元 661 年），改左右丞为左右肃机，郎中为左右承务，诸司郎中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师不单独设置，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只有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各寺、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会要》称左右仆射为“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据说仆射于都堂上书，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仆射不答拜，可见其威权之重。自中唐以后，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书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职差遣的冲击，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时，唐太宗曾规定：“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送仆射”。可见左右丞在尚书省内的权位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左丞统吏、户、礼三部；右丞统兵、刑、工三部。六部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检后，方下达到有关部门。因为规定省内有大事才向仆射请示， 其余细务均由左右丞处理。这样，左右仆射已渐被架空，都省的实权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执政官之一。

尚书都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文、兵刑、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其中吏部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唐代规定官员的选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亲自选授， 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报皇帝御批，吏部听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据其身材、资历、才能、功劳、德行、言辞、书判诸方面的优劣予以“注批”， 并报请门下省审复后授职。四司官员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专掌选补流外官。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司封郎中，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司勋郎中，掌官吏勋级；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官员死亡后，史官要为其立传，太常要议谥，若要铭于碑者， 则会同百官议其宜记述的事迹上报，然后考功郎中通报其家属。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以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户部，掌天下财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钱谷、贡赋等，所属有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与中书门下省议定上奏；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所属有礼部、祠部、膳部、

主客四司。其中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本省尚书、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员外郎， 掌诸蕃朝谨之事。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这样，礼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选授、考课、主持武举，以及军令、军籍和中央一级的军训，但并不直接带兵。所属有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帐及武官阶品、卫府众寡、校考、给告身诸事；一人判簿籍及军戎调遣之名数。

员外郎一人掌贡举、杂请，一人判南曹，岁选解状。皆为尚书、侍郎之副；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城隍、镇戎，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蕃客至，鸿胪寺先询问其国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上奏， 并送副图于职方司，殊俗入朝，则图其容状及衣服样式通达于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库部郎中、员外郎，掌兵器、卤簿仪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并平议国家之禁令。其属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诸案件，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凡是审理大案件，可用尚书侍郎之名义与御史中丞、大理卿组成“三司”，共同参议。国家发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单；都官郎中、员外郎，管理俘虏，奴隶的簿录，给以衣粮医药，并审理其诉讼事件；比部郎中、员外郎负责通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缺乏物资，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等事；司门郎中、员外郎，管理门禁关卡出入登记，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国家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之政，以及诸司官署办公所需纸笔墨之事。所属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员外郎， 掌城池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之职田、诸司官署公田的配给；虞部郎中、员外郎，掌苑囿、山泽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给和畋猎之事；水部郎中、员外郎，管理河流过渡、船舻、沟渠桥梁、堤堰、沟洫的修缮沟通，以及渔捕、漕运诸事。

六部长官称为尚书，正三品，副官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来，尚书的地位很高，据《通鉴》开元二十四年的记载：“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正因为如此，尚书实际上成为高官权臣的兼职，不能具体处理本部事务，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实权。唐代六部尚书分为三行：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是后行。各部官员的迁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担任某部尚书，并不等于熟悉这部的职务，而只是由于资格的关系。因此，中唐以后，六部尚书基本上成为官员迁转之资，其官称只代表一种身分，而不一定说明所任的职务。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虚设，而另以其他机构代替六部的由来。

附：唐代中枢三省名称变更简表

四、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 1 人，正三品。

《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发，并且只要根据传闻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风闻弹事，提纲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贞观政要》卷 1 记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断”，结果群臣有意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而他自己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 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才能上奏施行。他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贞观以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 “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不法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往往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

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改御史台为肃政台。

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 省风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称为风俗， 秋季称廉察，以四十八条监察州县官员。唐肃宗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 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东都洛阳设留台，有中丞 1 人，侍御史 1 人，

殿中侍御史 2 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务，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备。

在御史台内设有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分别由侍御史（从六品下）、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居其职，合称“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 6 人，掌纠举弹劾百僚，推鞠狱讼、知公廨等杂事。所谓推鞠狱讼，是指对被告发官员进行审理，这主要是“制狱”，即皇帝亲自命令办理的案子。弹劾指按朝廷行政法规指控官员的不法行为。知公廨杂事是指处理台内日常杂务。这一职务一般由资格较老的人担任，称为“杂端”，殿中监察职掌进名、迁改及令史考第，台内一切事务由他专决，所以也称为“台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以侍御史直接处理台内事务，“杂端”的

权力就减少了。殿中侍御史 9 人，从七品下，《大唐六典》谓“殿中侍御史， 掌殿廷供奉之仪式。每朝，与侍御史随仗入，位在中丞下，给事中、中书舍人后”。意思是说在朝廷的重大典礼活动中，负责纠察殿廷供奉仪式，包括典礼的服饰、祭祀和皇帝巡省的大驾卤簿及一应文物的准备情况。监察御史15 人，正八品下，主要任务是分察百僚，凡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诸事并加监察。兼管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大唐六典》说：“开元七年三月敕，并令随仗而入，不得供奉，位在尚书员外郎后”。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派监察御史巡按，每道以判官 2 人为助手，若事务繁忙时则加支使。其任务有六：一、察官员善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此外，凡打胜仗时对将士论功行赏，以及对屯田、铸钱、岭南、黔府官员的选补，也视功过纠察。开元中，兼巡传驿，至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以监察御史检校两京馆驿。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 779 年）， 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监察御史还分察尚书省六部，德宗兴元元年（公元 784 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礼部，兼监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馆驿使；第三人察户部、刑部。岁终评议殿最。

总之，三院御史共司监察，又各有侧重，构成一个严密的监察体系，被封建王朝用来监视百官，为巩固专制皇权服务，所以他们被称为“人君耳目”。新旧《唐书·酷吏传》中所写的酷吏，很多是御史台官员或曾在御史台任过职的官员。特别是武后统治时期，其酷吏政治的推行是与御史台的加强分不开的。

唐代以御史纠弹百官，太宗时期，为了鼓励御史讲话，凡纠弹失真，也不予追究。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 年）以后，宰相以御史权重，建议弹奏先白中丞、大夫，复通状中书、门下，然后得奏，这样，御史纠弹的正确与否便受到三省的制约。所以《旧唐书·职官志》在谈到仆射的职掌时说：“御史纠劾不当，兼得弹之。”《新唐书·百官志》也说：左右丞“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这说明御史的弹劾制度已逐渐完善了。唐代御史品秩并不高，但职位却很清要。《唐会要》卷 60“侍御史”条

记载武德时，李素立丁忧，按规定应当免除官职，归家守孝，但唐高祖李渊

特敕有司“夺情”（即免于守制），授予七品清要官。主管部门拟授雍州（首都所在地）司录参军，李渊认为“此官要而不清”。又拟授秘书郎，李渊又说，“此官清而不要”。后来改授侍御史，李渊才满意。从此一例，足以说明御史地位之重要。正因如此，唐代御史的选拔都比较严格，一旦身居其位， 迁转也比较迅速。《新唐书·选举下》记载唐宪宗元和时，规定官员考迁的办法，一般是四考或五考，最少也要三考（每年一考）才予以改迁，但侍御史只要 13 个月，殿中侍御史 18 个月，监察御史 25 个月就可改迁。

中唐以后，凡藩镇跋扈的地区，御史难以履职。其他藩镇州县内，御史的纠弹之权也往往委派度支、户部、盐铁三司巡院官及诸道幕府判官中带御史宪衔者兼任。在中央，凡是宦官把持的机构，御史不得触犯，前往巡视的御史甚至遭杖罚流配。据《旧唐书·元稹传》记载，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 元稹任监察御史时，他乘出使机会，了解民众疾苦，访察官吏不法，弹奏原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自没收辖内将吏百姓家产，又于两税外另加征钱、米、草等。朝廷中支持严砺的宦官将元稹分务东台。元稹被调离京师后，又弹奏了数十件不法之事。河南尹房式违法，元稹按照过去的办法，一面向朝廷上表，一面叫房式暂停职务。与元稹有矛盾的人，便责备他擅奏。朝廷因此罚元稹一季俸料，召还西台。行至敷水驿，宦官违犯规定，与元稹争宿驿舍的正厅，击伤元稹。宪宗不但不惩办宦官，反把元稹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这种情况下，御史台的监察职能已经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了。

五、唐代中央的事务机关——卿监

在唐代中央职官中，有台省官与卿监官之别。所谓“台省”，一般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和御史台。“卿监”一般指九寺五监等。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是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军器。九寺的长官称“卿”，五监的长官多数称“监”。秘书、殿中、内侍三省的官署虽然也称省，但其长官则称“监”。所以把这些机构合称为“卿监百司”。在《册府元龟》中，有“台省部”与“卿监部”之别。前者讲三省和御史台事，后者记载九卿五监及殿中省、秘书省事（内侍省另立“宫臣部”）。之所以要分部，是因为它们的地位有明显差别，“台省” 是中央的政务机关和监察机关，位在百官之上；而“卿监”则掌具体事务， 接受台省的指令而办理各种专门事务，这就是所谓“总群官而听曰省，公务而专治曰寺”。这些卿监，从其职司，分五个系统介绍如下：

第一，宗正寺、殿中省、内侍省，都是掌管皇族及宫廷事务。它们的分工是，宗正寺，据《百官表》说，“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就是说管理皇帝的宗族家谱以及世系的区分。太庙陵园，本来是太常寺分管，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濮阳王徹为宗正卿时，建议改隶宗正寺（后曾几

度重归太常，但终隶宗正）。宗正寺设卿 1 人，从三品，少卿 2 人，从 4 品

上，为卿之助。丞 2 人，从六品上。下领陵台、崇玄二署。陵台署管理守卫宗庙山陵，崇玄署掌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女冠（女道士）户籍及斋醮诸事。道士女冠在隋及唐初隶鸿胪寺，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 年），改隶宗正寺。

殿中省，隋置殿内省（因避杨忠讳），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改名。

监掌天子服御之事，设监 1 人，从三品，少监 2 人，从四品上，为监之助。下统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六局，分掌皇帝膳食、医药、冕服、宫廷祭祀张设、汤沐、灯烛、洒扫以及马匹、舆辇等事务。殿中省所掌皆皇帝紧要差事，故多由亲信、贵倖者任之。如唐太宗时，以外戚窦诞为殿

中监，玄宗即位之初，以姜皎为殿中少监，出入卧室，陪燕私。李令问是玄宗在藩邸时的旧臣，后任殿中监知尚食事。内侍省，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改隋之长秋监为内侍监，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为内侍省，武后垂

拱元年（公元 685 年），改称司宫台。内侍省的官员是在内廷为皇家服务的， 是纯粹宦官机构，下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掖庭局掌宫人户籍及女工杂役；宫闱局，管理宫闱出入管钥。其中凡是无官品的， 称为内给使，管诸宫门进入物资之记录；内阍使，负责诸门的传达及出入管钥；内掌扇，专司宫中繖扇。奚官司，管理奚隶、工役及宫官的品级，凡宫人有病，则供给医药，死则依其品级发给衣服。内仆局，掌中宫车乘，皇后出，则内仆令居左，丞居右。内府局，掌宫内宝藏和给纳之数，凡灯烛、汤沐、张设诸事皆主之。内坊局，初隶东宫，开元二十七年（公元 739 年）， 改隶内侍省，掌东宫閤内及宫人粮禀。唐初规定内侍省无三品官，不许宦官参预政事。唐中宗时，内侍省人数增至千余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开元末， 宦官人数达三千余名，其中五品以上有千余人。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 754

年），始置内侍监 2 人，从三品，以高力士、袁思艺任之。杨思勖多次奉命出征南方少数民族，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封虢国公，打破了唐初以来宦官不得登三品的惯例。高力土亲侍皇帝，更受宠信，开元末年，凡大臣奏疏，均须经他过目，朝中小事，皆由高力士处理，只有大事才奏请玄宗。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地位，都是经高力士的引拔。所有宦官都听高力士的指挥。高力士就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称他为“二兄”， 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呼他为“阿爷”。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辅肃宗即帝位。肃宗登基后，更加宠信宦官，使宦官权势进一步扩大。当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时，朝廷不设统帅，而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九节度使受他节制，结果打了大败仗。李辅国内掌玉玺符命，外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然后实行。宰相和各部尚书陈请，要先告知李辅国，然后才能上报皇帝，李岘、李揆当宰相时，见到李辅国时行弟子礼。李岘弹劾辅国专权乱政，肃宗半信半疑，只下令制敕归中书省管，李岘就因为得罪了辅国，只当了一个月宰相，就被诬陷，贬为蜀州刺史。李辅国不但废立宰相， 还逼死皇帝，杀戮皇后。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肃宗病重，张皇后和越王系密谋除掉宦官，李辅国先发制人，逮捕了太子和越王系，皇后闻变跑到肃宗寝室避难，李辅国竟带领从人，闯进皇帝寝室，拖皇后出门，同时逮捕皇后的亲信数十人，肃宗死后，他们勒死张皇后，杀越王系，立代宗。李辅国狂妄自大，忘乎所以，后担任中书令，加司空衔，大权独揽。唐中期，宦官除了掌领宫廷侍奉外，还代天子出宣敕令，一出宫门便称为中使、敕使、诏使、制使。白居易在《卖炭翁》中说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就揭露了宦官依仗权势趾高气扬的丑恶形象。他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唐代宫内的女官，沿隋旧制，在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1 人，称为夫人，正一品。如杨贵妃三姐妹均称为夫人（虢国、秦国、韩国）；

又有昭仪、昭容、昭媛、脩仪、脩容、脩媛、充仪、充容、充媛各 1 人，为

九嫔，正二品；有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 4 人，正四品；才人 5 人，正五品。武则天十四岁时入宫，就是太宗的才人，后来再次入宫，当过高宗的昭仪；又有宝林 27 人，正六品，御女 27 人，正七品，采女 27 人，正八品。此外还有宫官，为众宫女之首，有六尚，正三品；二十四司，正四品，二十四

典，正六品。又有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各 1 人、正二品， 掌教九御四德，率其属以赞皇后。总之，如果说宦官是皇帝的家奴，那么宫官（宫女）则是皇帝的婢女，而内官则是皇帝的妻妾了。

皇帝的子女们也设有官属。太子内官有良娣 2 人，正三品；良媛 6 人，

正四品；承徽 10 人，正五品；昭训 16 人，正七品；奉仪 24 人，正九品。其他儿子封亲王及女儿封公主者也皆有官属。分别称为王府官和公主邑司官。太子东宫官属有三太（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左右春坊、家令寺、率更寺、仆寺和十率府等名目。东宫官一般比较闲散， 没有什么职权，至于新君即位，在宫官中擢拔辅佐，也往往有之，此为特例。

第二，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秘书省等，掌朝廷礼乐，典仪、文化教育诸方面事务。

尚书省的礼部，本是掌管全国礼仪，但礼部只掌政令的颁行、礼仪原则的制订，对于礼制的具体细节，则很少过问，这一应事务则归“卿监百司”。其中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有卿 1 人，正三品，是卿监百司之

首（其他卿监均为从三品以下）。少卿 2 人，正四品上，为卿之助。下统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汾祠以及诸祠庙等八署。有太常博士 4 人，从七品上，掌辩别朝廷五礼，议定三公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功过善恶的谥号，号称法官，多由博通文士担任。他们在太常礼院议论礼仪，可以不通过太常卿或少卿。郊社署，两京皆设，有令 1 人，从八品上，掌五郊、社稷、

明堂之位；太乐署，令 2 人，从七品下，掌调钟律，以供祭飨。鼓吹署，令

2 人，从七品下，掌鼓吹之节。太医署，令 2 人，从七品下，掌医疗之法，

其属官有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经考试选用。太卜署，令 1 人，

从七品下，掌卜筮之法。廪牺署，令 1 人，从八品下，掌牺牲粢盛之事，汾

祠署，令 1 人，从七品下，掌享祭洒扫之制。此外，三皇五帝诸祠庙，均设

令 1 人，从六品下，掌祠庙开关、洒扫、释奠诸礼仪。所有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封建礼乐事务有关，所以太常卿又名“乐卿”。

光禄寺，设卿 1 人，从三品，少卿 2 人，从四品上，为卿之助，掌朝会、祭祀等典仪、酒醴、膳羞之政。下统太官、珍羞、良醖、掌醢四署。其中太官署设令 2 人，从七品下，掌供祠宴朝会膳食；珍羞署设令 1 人，正八品下，

掌供祭祀、朝会、宾客之菜肴；良醖署设令 2 人，正八品下，掌供酒醴；掌醢（hai 音海）署设令 1 人，正八品下，掌供酱醋之物。本寺所供多是宫廷日常生活必需之副食，故配备专业技术工人特多，如酒匠、主醢、酱匠、酢匠、鼓匠、葅醯匠等。

鸿胪寺，设卿 1 人，从三品；少卿 2 人，从四品，是卿的助手。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凡四夷君长或外国使者来朝，本寺负责登记，区分其等位并安排朝见事仪。朝廷高级官员或外州都督、刺史卒于京师者，本寺负责其凶礼丧葬之具。下统典客、司仪二署，分掌本寺事务。

国子监，唐武德初称为国子学，隶于太常寺，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

改称监，为中央文化教育机关，是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干部学校。设祭酒 1

人为长，从三品，次官有司业 2 人，从四品下。下统国子、太学，广文、四

门、律、书、算等七学。其中国子学，有博士 5 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韩愈就曾任过国子博士，他的著名《进学解》就是任博士时所作。又有助教 5 人，从六品上，为博士之助，分经教授。

直讲 4 人，为博士、助教之助，具体讲授经术；太学，有博士 6 人，正六品

上，助教 6 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的子孙，从三品曾孙，分

五经讲授，广文馆，唐玄宗天宝九载（公元 750 年）设置有博士 4 人，助教

2 人，掌领国子学生以进士科为业者；四门馆，有博士 6 人，正七品上，助

教 6 人，从八品上，直讲 4 人，负责教育七品以上，侯、伯、子、男之子及

庶人之子中的生员；律学，隋时隶大理寺，有博士 8 人，唐武德初改隶国子

监，有博士 3 人，从八品下，助教 1 人，从九品下，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之

子中的生员者，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法例；书学，有博士 2 人，从九品

下，助教 1 人，负责教育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中的生员者，以石经、《说文》、

《字林》为专业，兼习其他书法；算学有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 1 人， 负责教育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中的生员，以《九章》、《海岛》、《孙子》、

《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学》、

《缉古》等书为其专业，兼习《记遗》、《三等数》等书。

秘书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为兰台，武后垂拱元年（公

元 685 年）称麟台，唐睿宗太极元年（公元 712 年）复名秘书省，设监 1 人，

从三品；少监 2 人，从四品上，监掌经籍图书之事。下领著作局和司天台。

有秘书郎 3 人，从六品上，专掌甲乙丙丁四部图籍，每部皆有正、副、贮三

本。有校书郎 10 人，正九品上；正字 4 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

章。著作局设郎 2 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 2 人，从六品上。魏晋南北朝时秘书省著作局掌修国史而唐代著作郎仅掌撰碑志、祝文、祭文，这是与魏晋时期不同之处。司天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称太史局（即隋之

太史监），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改为司天台，设监 1 人为长，正

三品；少监 2 人，正四品上，掌察天文，稽历数，占日月星辰，风云气色之变异。司天监的品秩与秘书监差不多，官员不隶于秘书省。此外，还有门下省的弘文馆，中书省的集贤书院和史馆，以及东宫崇文馆、司经局等均为文化教育机构。

第三，司农寺、太府寺、将作监、少府监、都水监，分掌全国农田水利， 官营手工业以及金谷贮藏之事。

唐代关于农、林、渔、工诸业，基本上都是隶属于所在州县管理，但在中央机构中则设有专门官署，分别管理各业之行政事务。其中司农寺，置卿1 人，从三品；少卿 2 人，从四品上，掌仓储委积之事。凡京都百司官吏禄廪、朝会、祭祀所需钱物，均由司农寺负责供给。下统上林、太仓、钩盾、

■官四署。上林署，有令 2 人，从七品下，掌苑囿园池，种植果蔬，以供朝

会、祭祀以及尚食诸司日常所需货物。太仓署，有令 3 人，从七品下，掌国

家粮食储藏；钩盾署，有令 2 人，正八品上，掌供应祭祀、朝会飨燕宾客所

需之薪炭、鹅鸭、蒲蔺、阤池薮泽之物。■官署，有令 2 人，正八品下，掌精细米麦之供应。此外，还统有诸仓、诸汤、诸屯、两京宫苑养殖以及专管竹苇种植的司竹等监。

太府寺，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年改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 年）改称司府寺。中宗即位，复称太府寺。有卿 1 人，从三品；少卿 2 人，从四品上，掌财货、粮食贮藏与贸易诸事。凡四方贡献、百官俸秩皆归其出纳。下统京都四市、左右藏、常平七署。其中两京诸市署，有令 1 人，

从六品上，丞 2 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左

藏署，有令 3 人，从七品下；丞 5 人，从八品下，掌钱帛；杂綵右藏署，有

令 2 人，正八品上；丞 3 人，正九品上，掌金玉、珠宝、铜铁、骨角、齿毛、

綵画；常平署，高宗显庆三年（公元 658 年）置，有令 1 人，从七品上；丞

2 人，从八品下，掌平籴、仓储、出纳之事。武则天时，东都也置常平署。唐代司农寺的太仓是国家的粮库，太府寺的左藏是国家的金库。这两个

机构分别担负了国家金谷贮藏的具体事权，所以《册府元龟》卷 620《卿监部·选任》记载杨崇礼为太府少卿时，“丈尺间躬自审阅，时议以为称职”。这与尚书的户部，掌财经政务但举大纲不涉事务是大不相同的。

将作监与少府监，是根据尚书省工部所制定之政令而具体掌管官府手工业制作。将作监设监 1 人为长，从三品，少监 2 人为助，从四品下，掌土木工匠及陶器制作诸事。下统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其中左校署，有令 2 人，从八品下，丞 1 人，正九品下，掌梓匠之事。负责供应乐县、簨簴、

兵械、丧葬仪物等。右校署，有令 2 人，正八品下；丞 3 人，正九品下。掌

版筑、涂泥、丹垩、匽厕之事。中校署，有令 1 人，从八品下；丞 3 人，正

九品下。掌供舟车、兵械、杂器。甄官署，有令 1 人，从八品下，丞 2 人， 正九品下，掌琢石、陶土之事，负责供给石磬、人、兽、碑、柱、碾、硙、瓶、缶之器。少府监，武德初废，以诸署隶太府寺。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

复置，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称内府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又改称尚方监。后复称少府监，有监 1 人为长官，从三品，少监 2 人为次官，掌百工技巧之政。负责供给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等。下统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以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其中中尚署，有令 1 人，从七品下；丞 2 人，从八品下，掌供郊祀圭璧及天

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左尚署，有令 1 人，从七品下；丞 5 人， 从八品下，掌供翟扇、■繖、五路、五副、七辇、十二车，及皇太后、皇太子、公主、后妃、内外命妇、王公之车路，凡画素刻镂与宫中蜡炬杂作之供应皆归所司；右尚署，有令 2 人，从七品下；丞 4 人，从八品下，负责供应

十二闲马之辔，每岁取于京兆、河南府，加饰乃进织染署，有令 1 人，正八

品上；丞 2 人，正九品上，掌供冠冕、组绶及织絍、色染诸事。掌冶署，有

令 1 人，正八品上；丞 2 人，正九品上，掌管熔铸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

等事。诸冶监，监各 1 人，正七品下；丞各 1 人，从八品上，掌铸兵农之器，

以供给军士、屯田、居民之器用。诸铸钱监，监各 1 人，以所在都督、刺史

兼任，掌铸钱币。互市监，监各 1 人，从六品下，丞 1 人，从八品下，掌蕃国交易之事。

都水监，唐高祖武德初改监为署。太宗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复置监，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称司津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又

改称水衡监，后复旧称。都水监本隶将作监，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脱离将作监而独成机构。有使者 2 人为长，正五品上。掌山泽、津梁、

渠堰陂池之政。下统河渠，诸津监署。其中河渠署，有令 1 人，正八品下；

丞 1 人，正九品上。掌河渠、陂池、醢堰、鱼醢之事。凡沟渠开塞，渔捕时

禁皆归其专管。诸津（渡口），各设令 1 人，正九品上，丞 2 人，从九品下， 掌天下津济舟梁之事。在诸寺监百司中，都水监的机构最小，官员品秩最低。

第四，大理寺，为唐中央的司法部门。

大理寺，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称详刑寺，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改为司刑寺，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复旧称。有卿 1 人，从三品；少

卿 2 人，从五品下。《大唐六典·大理寺》说：

大理卿之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以五听察其情，一曰气听，二曰色

听，三曰视听，四曰声听，五曰词听。以三虑尽其理，一曰明慎，以谳疑狱， 二曰哀矜，以雪冤狱，三曰公平，以鞠庶狱。

凡诸百司所送案犯，罪至流、死，皆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有大理丞 6 人，从六品上，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轻重。大理正 2 人，从五品下，根据刑法科条参议用刑之轻重，若大理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此外，又有主簿 2 人，从七品上，掌大理寺之印章，凡官吏抵罪及雪免，皆立簿籍。狱

丞 2 人，从九品下，掌率狱史，管理囚徒。大理司直 6 人，从六品上；大理

评事 8 人，从八品下，掌出使推按。他们若是承制推讯，到地方去便具有钦差大臣的高贵地位。唐代还以大理寺、御史台、刑部组成三司，作为审理重大案件的临时司法机关。这三个机关的长、贰两官联席审讯，称为大三司， 也谓之“三堂会审”，若由大理司直或评事、御史、刑部郎官联席会审，则称为小三司。封建帝王都很重视司法机关的职能和人选，据《唐会要·大理寺》的记载，唐太宗曾对臣属说：“大理之职，人命所悬，此官极须妙选”。同书《京城诸军》也记载，唐文宗在开成年间曾有敕文说：“刑法之官，人命所系，顷频有诏旨，令择才能”。

第五，卫尉寺、太仆寺、军器监，为掌军事和兵器机关。

卫尉寺，有卿 1 人，从三品；少卿 2 人，从四品上。《大唐六典·卫尉寺》说：

卫尉卿之职，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凡天下兵器，入京师者，皆籍其名数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会，则供其羽仪、节钺、金鼓、帷帟、茵席之属。

本寺所统有武库、武器、守宫三署。其中两京武库署，令各 2 人，从六品下， 掌藏兵械。若朝廷有赦令，则建金鸡、置鼓于宫城门之右，待大理寺及府县囚徒至，则击之；武器署，令 1 人，正八品下，掌出征将士之兵器；守宫署，

令 1 人，正八品下，掌供帐帟。若祭祀、巡幸时，则设王公百官之位。吏部、兵部、礼部试贡举人时，则供帷幕。

太仆寺，高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改为司驭寺，咸亨中复旧称，武

后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又改为司仆寺，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又复旧

称。有卿 1 人，从三品上；少卿 2 人，从四品上。掌厩牧、辇舆之政。下统

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其中乘黄署，有令 1 人，从七品下；

丞 1 人，从八品下，掌供给车路并担负马匹的驯驭之法。典厩署，有令 2 人，

从七品下；丞 4 人，从八品下，掌饲养马牛，给养杂畜。典牧署，有令 3 人，

正八品上；丞 6 人，从九品上，掌诸牧杂畜给纳以及酥酪脯腊之事。车府署，

有令 1 人，正八品下，丞 1 人，正九品下，掌王公以下之车路以及驯驭之法。

诸牧监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凡马五千为上牧监，设监 1 人为长，从五品

下；马三千为中牧监，设监 1 人，正六品下；马不及三千为下牧监，设监 1 人，从六品下。各监掌牛马之生育及牧养。骑兵在古代战争中处于重要地位， 唐太宗任命太仆少卿张万岁掌管马政，设八坊四十八监，大力繁殖军马。贞观初，官府牧场仅养有几千匹马，到高宗麟德间，四十年内，畜养的马匹遽增至七十万六千匹，是唐代官府养马最盛的时期。这对加强唐代军队的作战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另外，唐代还特设东宫九牧监，仅设丞 2 人， 正八品上，掌牧养马牛，供皇太子之用。武后时设置了闲厩使、飞龙使，渐夺其马政之权。中唐以后，宦官权重，厩牧之政几乎为宦官任命的飞龙使所掌握。

以上寺监都是秉承尚书省下达的命令行事，共有官吏一万余人。

唐代官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翰林学士一职。唐初于禁中置翰林院， 为内廷供奉之所。但唐初翰林院中，除文词、经学之士外，还有卜、医、棋、术等各种专门伎艺人员。他们定期入值当班，待诏于院中，以备皇帝召见， 陪伴天子下棋、作画、写字并为其占卜、治病。总之，他们各以其专长为皇帝游居宴乐服务。此外，皇帝还往往召集一批作为私人参谋的文士，以备顾问，如《唐会要·翰林院》载，唐太宗曾以虞世南等才彦之士为弘文馆学士， “会于禁中”，参决谋议。《新唐书·刘祎之传》载，高宗时，召刘祎之、元万顷等入禁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 至唐玄宗时，始置翰林学士，《新唐书·百官志一》说：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翰林学士出现之后，便正式分割了中书舍人制诏之权，于是皇帝的命令

被分为内制与外制。翰林学士所撰，乃直接从禁中发出，故称“内制”，用白麻纸写；而中书舍人所撰，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写。内制主要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诏书，而外制则只是一般诏书。例如白居易就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也做过翰林学士，他的文集中就收有“中书制诰”和“翰林制诰”两种，从中可以看出内制与外制的轻重之别。

翰林学士是一般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计官阶品秩，也无官署。据说原定额为六员，但《唐会要·翰林院》则说，实“出于所命，盖无定数”， 自六部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天下用兵频繁，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学士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许多军国要事，甚至不与中书省商议。据《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德宗时，泾原兵变，天子出奔，翰林学士陆贽“行止辄随从”，“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 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宪宗时，又于诸学士中选资高望重者一人为承旨学士，参谋禁密，权任独重，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云：“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 他人无得而参”。这种翰林学士承旨的职权，实际上已经不只是起草文书诏制了，还直接出谋划策于内廷，分割外朝宰相议政之权，可谓名副其实之“内相”了。

至于五代，翰林学士的选任，则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五代会要·翰林院》记载，后唐长兴元年（公元 930 年）翰林学士刘昫（x&音虚），在一份奏章中说：

臣伏见本院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即不试，余官皆先试麻制（册封、赦文及任命之类诏书）、答蕃（对少数民族或域外的文书）、批答（对臣下章表的处理批复）各一道，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所试并于当日内了，便具呈纳。从前虽有召试之名，而无考校之实，每遇召试新学士日，或有援者，皆预出五题，潜令宿构、无援者即日起草，罕能成功。去留皆系于梯媒，得失尽归于偏党。今后凡本院召试新学士，欲请权停试诗赋，只试麻制答，共三道，仍请内廷赐题目，兼定字数，付本院召试。

刘昫这里所说的“本院旧例”，当指后唐初年的事。至于在学士中选拔谁当承旨学士，则完全由皇帝决定。《五代会要·翰林院》记载，天成三年（公元 928 年）明宗敕曰：“承旨一员。出自朕意，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 仍编入《翰林志》。”

唐代翰林学士入院后，必须见习一年，迁“知制诰”以后，才有握笔草诏的资格。若是被提拔为承旨学士，一般短期内便可正式拜中书舍人，然后入相。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说，从宪宗到穆宗时的十七年中，承旨学士“十一人而九参大政”。长庆以后各朝由翰林出身的宰相一般占二分之一到五分之四左右，开了后世拜相必由翰林之先河。

翰林学士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身分，被天子视为“私人”，因此，在唐后期宦官势力膨胀的情况下，皇帝时常依靠他们来对付宦官。如顺宗时委任翰林学士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谋夺宦官兵权，大阉俱文珍扼杀这次革新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削去王叔文学士之职，使王叔文无由“入内商量公事”。文宗时，翰林学士李训，在皇帝支持下策划欲尽诛宦官。由此可见，翰林学士在唐后期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具有重要而微妙的政治地位，所以最为仕途中人所羡慕。明清时期的翰林虽已不直接预闻政事，而习惯上总以翰林为清贵之选，不由翰林出身不拜相，也还是从唐宋沿袭下来的风气。

唐代在京有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官翰林学士，在外的临时差遣则有掌财计的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三司。它们是三个各自独立的部门，各以使臣莅其事，到五代时才并为一职，称为“三司使”。三司中以“执天下利权”的盐铁转运使最为重要。转运使与盐铁使本是两个职务，转运使掌漕运转输， 盐铁使掌食盐买卖，兼及铜铁矿冶。《新唐书·食货志三》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裴耀卿为京兆尹，因京师雨水，粮食无法转运，谷踊贵，耀卿提出了漕运办法，解决了关中缺粮问题，玄宗拜耀卿为黄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他在任三年，漕运粮食 700 万石，省

陆运佣钱 30 万缗。又《食货志四》记载，天宝、至德间，盐每斗 10 钱。乾

元元年（公元 758 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首先提出了食盐的管理办法，在

产盐区设立监院，天下食盐实行专卖，每斗时价加 100 钱即由 10 钱上涨到

110 钱，至德宗贞元四年（公元 788 年）以后，每斗时价甚至高达 370 钱。

官府借此牟取暴利。顺宗时，单盐利茶税每年收入达 665 万缗。这笔巨额的赢利必须转运到关中，而转运工作主要是靠盐利收入，盐利与转运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第五琦为盐铁使时，同时也挂上转运使的职务。后来，盐铁转运使便合成一个职务了。盐铁专卖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所以《旧唐书·食货志下》说：“大历末，通天下之财， 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当时每岁收入基本上是依靠东西八道四十九州。可见盐铁转运使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度支和户部本来都是尚书省户部下的司。度支掌统筹财政出纳，中唐以后，由于战争频繁，军事费用很大，度支的事务早已超越本司的范围，所以常以他官兼判之。据《唐会要·别官判度支》记载，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 年）以太府少卿萧炅（ji%ng 音窘）知度支事，以后便成为制度，或称制度支事，或称知度支事，或称度支使。德宗贞元以前，以他官判者多；贞元以后，多以本部尚书、侍郎主之，并加“判”、“知”之类名号。尚书、侍郎若不加“判”、“知”本司的头衔，也不能实任其职。这样，正规的度支职官反而成了无事权的虚衔了。

户部掌户口赋役，因为财政出纳与盐铁税源分别由度支和盐铁转运使所分担，所以它在三司中最为清简。元和时，宦官憎恶李绛，即把他从翰林学士中挤出去，派他判户部事，就是因为户部无甚事权的缘故。

三司在唐代已有互兼的现象，如刘晏曾任盐铁转运使兼度支使，元琇曾于户部侍郎判度支之外，加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唐末黄巢起义以后天下兴兵， 三司的组织系统随之瘫痪，于是随处置租庸使以主调发，兵罢则停。至五代后梁时，乃沿其制，置租庸使以掌天下钱货，三司之职因被废除。此后，凡赋税征敛，仓储蓄积，军费供应，财货转输尽由租庸使掌之。后唐恢复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以张延朗为三司使，至此，三司使方并为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