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仪象法要》

苏颂、韩公廉等人的仪器没有留传下来，但很幸运的是由于苏颂留下了一部全面介绍水运仪象的著作《新仪象法要》，而使我们得以知道这座水运仪象台的重大科学价值。

书共分 3 卷。卷上介绍浑仪，卷中介绍浑象，卷下介绍水运仪象台整体和水运、报时机构。除卷上开始是苏颂的《进仪象状》之外，其他则是以先图后文的方法，详细介绍了仪器整个面貌和各个部件的结构及其运转方法。今传本共有仪器构造图 47 幅，这些图是中国科技史上至为宝贵的遗产。我国自张衡以来制造过许多机械化的天文仪器，但都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更没有图形流传下来。我们靠《新仪象法要》这本书，才得以揭开中国水运天文仪器的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苏颂的这部著作，其历史意义绝不下于水运仪象台本身的发明。王振铎曾指出：“这些珍贵的附图可以说是我国遗存最早的机械图纸”，“这些古老的机械图纸，表达的方法虽多与今天不同，通过我们研究证明，它一点一线都有根据，与书中所记尺寸数字是准确符合的”。特别是依据《新仪象法要》的机械结构图我们才得以弄清了天衡的全部机构和工作原理，由此肯定了它是错状擒纵器的祖先。另外，从该书中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的发现，即水运仪象台中已采用了屋顶可以活动的观测室。卷下“水运仪象台”条中记道：“浑仪⋯⋯ 其上以脱摘板屋覆之。”这是世界最早的活动屋顶观测室的记载。在此之前，观测用天文仪器都是露天放置的。此后 13 世纪阿拉伯人也曾把一些天文仪器放入室内，但他们的屋顶是开缝的，是否已有了遮蔽风雨的办法则

无可考。在欧洲，最早的活动屋顶观测室见于 1561 年的普鲁士卡赛尔天文

台。但直到 17 世纪望远镜发明以前仍有许多仪器是露天搁置的。

卷中有 5 幅星图。它们也是世界星图史上的希世珍品。这 5 幅图分 2

组。1 组是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图 1 幅，以赤道为中心线的横图 2 幅。这是

继承古代传统的星图画法，例如，敦煌发现的星图就是如此。另 1 组是分

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赤道为外界的 2 幅圆图。这种画法是苏颂的创造。

图上所绘是三国时代陈卓所定的 283 星官 1464 颗星。书中所述，图上的星是有色彩的，红色星表示石申夫星官的星，黑色表示甘德星官的星，黄色表示巫咸星官的星。但今传本只见石申夫、巫咸的星为小圈。这 5 幅星图

之后还有 9 幅四时昏、晓中星图，给出二分、二至日昏、晓 2 个时刻正南方的赤道度数和太阳所在的位置。这些恒星的位置及图上所附二十八宿距度数值和昏、晓中星、日所在度数等等，据潘鼐研究，都出自元丰七年(1084) 的观测。经他核算，其误差都相当小。

苏颂自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养成了珍惜时间、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小时读书，一天的功课自有定规，白天有事耽误了，晚上乃至通宵达旦一定补上。他的父亲苏绅有一套记忆的方法。苏颂继承家传，更有发展，其博闻强记达到本朝典故可以日月不差的程度。记忆力之惊人每每引起皇帝、上司、同僚们的惊叹。他在给皇家藏书作校勘整理工作的 9 年间，每

天把皇家所藏珍本秘籍强记 2000 字，晚上回家把它默写出来。由此积聚起大量藏书。

苏颂具有机变干练的办事能力。他任知江宁县时，进行了自李唐灭亡后几十年来未曾进行过的户籍田产的清理工作，定出了简而易行的赋税办法，革除了任由收税人员说了算的弊端，被周围的几个县令奉为榜样。苏颂曾奉命送辽国使者返回，走到恩州(今河北清河)夜宿时，馆驿失火。当时周围大乱，谣言四起，说是使者要作乱。苏颂当时非常镇定，把借口救火实欲生事的州兵拒之门外，只是让自己的部下迅速扑灭了火灾，从而避免了一场复杂事件的发生。

苏颂为人宽厚，宋神宗选他去知杭州时就说：“苏某仁厚，必能拊安吴人。”他在杭州时得罪过一个人，此人后到中央当了有监察权力的官员， 就屡屡攻击、为难苏颂。苏颂却从不把当年的恩怨告诉外人。他在知颍州时正逢宋仁宗死，仓猝为他建陵。有关部门不时严令各地速交各种难得的物料。苏颂批评说：岂有本地不产的东西可以硬性征调的！他把所需物料根据当地生产的情况高估价值，放慢限期，由官府出钱来买，保护了民间不受骚扰。

苏颂廉洁奉公，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他在给皇家校理书籍时俸禄较低，尽管自己妻儿衣食不足，还要瞻养祖母、母亲及亲属多人，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官做大了，仍然生活得像寒士一样，晚年在京口修的府第极为朴素。死后人们来谒灵的看到他家的情形，无不叹息。

苏颂从政时正是北宋皇朝党争纷纷的时候，苏颂对此始终未曾参与。作为一个实干家，他也未曾对新旧两党的政治主张发表过战略性的意见。但从作为执行者的角度来说，第一，他反对扰民。许多地方应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而专设的提举青苗官邀功争利，而且与原来的财税部门不相统属， 各个上级部门发的文件互不统一，人民既受烦扰，各州县长官也不知所从。

苏颂主张将提举青苗官划归转运使统一领导，这样对新政也没有损害。第二，他反对未经主管长官同意，大幅度越级提拔未经实迹考核的官员到重要岗位上去。熙宁三年(1070)他任知制诰(代皇帝起草赐爵封官诏书的官) 时，宋神宗想任命支持新法的秀州判官(知州任命的助手)李定当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一种副职)，让苏颂起草诏书。苏颂认为朝廷急于用才，可以破格。但现在这样破坏了法制(州判官不属中央管理，且与监察之职无关， 未经御史部门考虑)，益小损大，于是他退还了神宗批示，拒绝起草诏书。以后又当面向神宗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被神宗免去了他知制诰之职。

作为一个古代科学家来说，苏颂最突出的是他组织和领导大型科学工作的才能。他的《图经本草》编撰过程和水运仪象台的创造过程都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苏颂这样一位由于组织大型科技项目而取得成就的科学家， 我们应该予以特别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