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秀

曹婉如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魏黄初五年(公元 224

年)生；晋秦始七年(公元 271 年)卒。地图学。

裴秀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喜欢学习，8 岁就会写文章。青少年时，对政治已感兴趣，而且学识比较广博。他的叔父裴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常有很多宾客来往。有些宾客在来拜见裴徽之后，还要到裴秀那里交谈，听听他的议论，那时裴秀年仅 10 余岁。

由于裴秀才华出众，很受人们的赞赏。渡辽将军毋丘俭(“毋”是“贯” 的古字，“毋丘”是复姓)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着辅政大权的曹爽。曹爽遂任命裴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时年 25 岁。年轻的裴秀，脱颖而出，有时不免自负。一次，他得知著名的机械专家马钧设计制做一种能连续把巨石发射到远方的攻城器，竟加以哂笑，并与马钧辩难。马钧口才

不及裴秀，后来就不多加辩解了。裴秀十分得意，又讲个没完，其实他对机械原理并不很精通。当时的文学家傅玄，为此曾劝说过裴秀。

司马懿诛曹爽，魏朝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任的官吏， 被解除了职务。但不久又在朝中做官。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晋文帝)执政后，裴秀得到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他提出的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建议， 常为司马昭所采纳，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在皇帝身边做顾问。

魏甘露二年(公元 257 年)，裴秀34 岁，随司马昭征讨一个不服从司马氏统治的地方官诸葛诞。裴秀参与谋略，得胜而还，封鲁阳乡侯，赐邑千户。后来又为司马昭商定政策，改革官制等，封济川侯，赐邑千四百户。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得继晋王，多赖裴秀在司马昭面前为他讲好话。

魏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废魏元帝曹负，自立为帝，国号晋。司马炎(晋武帝)即位后，任裴秀为尚书令，加左光禄大夫， 封钜鹿郡公，赐邑三千户。当时有人向晋武帝反映骑都尉刘向有替裴秀占官府稻田之事，请武帝处理。武帝念裴秀有勋绩于王室，仅加刘向的罪， 而对裴秀就不予追究了。

晋泰始四年(公元 268 年)，以尚书令裴秀为司空，成为最高军政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地官。地官主管全国的户籍、土地、田亩赋税和地图等事， 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这一职务有很大关系。可惜，3 年之后， 他因服寒食散又饮冷酒，不幸逝世。裴秀的一生，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是他深为后人称赞的，是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在学术上裴秀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18 篇和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此外，还缩制旧天下大图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又著《翼州记》、《〈易〉及〈乐〉论》。未完成的著作有《盟会图》和《典治官制》等。

在裴秀为司空，任职地官期间，因职务关系，经常阅览地图。他感到“《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来人们所说的“或疆牵引，渐以暗昧”(《晋书·裴秀传》)。于是收集史料，进行研究，完成了由他主编的《禹贡地域图》18 篇。这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协助裴秀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他的门客京相■。这部地图集的编绘和完成时间是在泰始四年至七年(公元 268—271 年)。完成之后，既“藏于秘府”，又“传行于世”。藏于秘府的可能是原件，传行于世的大概是一些复制的抄本。

《禹贡地域图》18 篇流传的时间不长，《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记载。然而在隋代也许还有某些残篇留存。《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建筑学家宇文恺给隋炀帝上的《明堂议表》中说，他绘《明堂图》曾“访通议于残亡， 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又说“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尺”。从宇文恺的这些话来分析，有可能他访到了《禹贡地域图》的残篇。因为宇文他所说裴秀的这幅舆地图，不是指方丈图而言，因方丈图的比例尺据《北堂书钞》卷九十六记载是“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既然不是方丈图，就可能是《禹贡地域图》了。再从“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其比例尺约为 1：9000000 来看，此舆地图是指地图集，即《禹贡地域图》18 篇而言，也比较合适。

即使隋代还有《禹贡地域图》的残篇，后来也失传了。幸而，《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都保存了裴秀为《禹贡地域图》18

篇写的序。序中说道：“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陂泽，古之九州， 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对于这 18 篇《禹贡地域图》的内容，据今人研究，意见尚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 共 18 幅图；一种认为不是历代的，而仅是晋朝当代的地图集，18 幅为晋初 16 个州的行政区图，加上吴、蜀地图各一幅。

裴秀在序文中，对他所见到的汉代“舆地及括地诸杂图”感到不满， 批评它们“各不设分率(按：即比例尺)，又不考正准望(按：即方向)，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因此，他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想必具有比例尺， 可能以“二寸为千里”；地物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对于名山大川、政区界线、城邑所在、主要交通路线等，也会一一表示清楚。在图例设计方面， 可能是用线条表示政区界，于圆形或方形框内加注名称表示郡国县邑，山川名称或亦加括圆(或方)形框，道路用虚线表示，河流用曲线表示并注河流名称，山脉除注名称外可能还用形象符号表示。类似这样的图例设计， 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以及流传至今的宋代地图上，都可见到。因此，《禹贡地域图》的图例很可能也是这样。至于底图，有可能是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缩制成“以二寸为千里”的图，作为底图。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序文中关于“制图六体”的论述，计253 字。而在《晋书·裴秀传》中仅见 244 字，缺 9 字，且为重大遗漏。故论“制图六体”，其文字应根据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或唐代徐坚等编纂的《初学记》中的有关记载，录之如下：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 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加重点符号的 9 个字，即《晋书·裴秀传》所遗漏的字。)

虽然裴秀对于“制图六体”已经有所说明，但是后人对“六体”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也不完全一致。例如清初的地理学家刘献廷认为“准望”是计里划方，他在所著《广阳杂记》卷二中写道：自晋裴秀“作准望， 为地学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按：当为元)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与刘献廷差不多同时的著名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禹贡图后识》中对于“准望”的解释与刘献廷不同，他认为“准望”是“辨方正位”，“分率”是“计里画方”。他对“六体” 评价很高，指出那是“三代之绝学，裴氏继之于秦汉之后，著为图说，神解妙合”。然而后来的“志家终莫知其义”。所以他接着解释说：“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准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东西，某地在南北之谓也。道里者，人迹经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数若干之谓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则冈峦，下为原野，方如矩

之钩，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肠九折，直如鸟飞准绳，三者皆道路险夷之别也。人迹而出于高与方与迂也，则为登降屈曲之处，其路远，人迹而出于下与邪与直也，则为平行径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数，皆以著地人迹计，非准望远近之实也。准望远近之实，则必测虚空鸟道以定数，然后可以登诸图，而八方彼此之体皆正。否则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而不可以为图矣。”胡渭对于“六体”的解释，除个别论点如分率即画方之说，有待商榷外，可以说都是很精辟的。

根据裴秀对于“六体”的说明，“分率”即比例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分率”不等于画方，因为“分率”与画方在制图学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画方是“分率”的具体表现，而有比例尺的图未必都是画方的。例如，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图上有文字注明：“王堂方二百尺”、“正堂宫方百尺”等，且图上表示二百尺的长度亦为一百尺长度的两倍，说明《兆域图》虽然是按一定比例尺绘制的， 但不画方。再从现存宋代上石的《兴庆宫》图的拓片来看，图上文字注明： “每六寸折地一里”，虽有分率，亦不画方。因此，认为“制图六体”中之“分率”就是计里画方，是不妥当的。至于裴秀按一定比例尺绘制的地图是否有画方，因无文字和实物资料为依据，不宜肯定。

近人著作中也有把“准望”理解为计里画方的。但是，把“分率”理解为比例尺，把“准望”理解为方位或方向的人最多。应该说多数人的理解是合乎裴秀序文原意的。

关于“道里”，胡渭的解释是对的，即地物间人行的道路里程。有人认为是“步测直角三角形的边长”，则与裴秀原意不符。

胡渭对于“高下”、“方邪”、“迂直”三法，也作了很好的解释。后来，不少论著中对此三法的解释，反而不很清楚。现再扼要加以说明。根据裴秀的序文和胡渭的解释，可以把“高下”释为“高取下”(如图 1， 取 AB)，“方邪”释为“方取斜”(如图 2，取 AB)，“迂直”释为“迂取直”(如图 3，取 AB)。就是说，当地物间人行的道路里程不是水平直线距离时，则需将此道路里程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再制图。这样图上地物的位置才能准确。

晋裴秀以前，中国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理论概括和指导。自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之后，即为中国地图学者所遵循，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论述中表明，裴秀“六体” 是他们绘制地图的规范。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裴秀的“六体”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