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乙

陶广正

钱乙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人。约北宋明道无年(1032 年)生；政和三年(1ll3 年)卒。中医学。

钱乙祖籍浙江钱塘，其曾祖■随吴越王北上，遂定居于郓州。其父颢(一作颖)精于针灸之术，为人放达，喜欢豪饮交游。钱乙 3 岁时，其父弃家出走，东游海上，隐姓埋名而不复返。在此之前，其母早已去世，钱乙成了孤儿。他的姑母吕氏十分怜悯他，收为养子。姑父吕君以医疗为职业，品德高尚，给钱乙很好的教育。钱乙自幼跟随姑父读书学医。凡《内经》、

《难经》以下的医书无所不读，尤其对《本草》诸书的研究更为深刻。经过 10 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刚刚成年的钱乙医术已经比较高明，于是在家乡悬壶行医。他医疗技术全面，尤以儿科见长，成为山东著名的儿科医生。及姑母吕氏年老病笃，临终时告之以家世，钱乙悲恸非常，请求到东

海寻父。他不避艰险，渡海五六次，终于打听到父亲的下落，又过了好几年才迎得父亲归乡。这时钱乙已经 30 多岁。他的孝义行为使乡里父老友人十分感佩，很多人为之落泪，并赋诗歌颂钱乙的孝行。7 年以后，其父寿终，钱乙葬之以礼。他对待姑父，就像侍奉父亲一样。姑父无子，钱乙以孝子礼服其丧。钱乙的医疗技术和道德品行更加驰名了。元丰年间(1078

—1085)长公主女儿患病，众御医束手无策，召钱乙为之诊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于是奏请神宗皇帝授翰林医学，赐绯。第二年皇子病■■，国医不能疗，长公主推荐说“钱乙起草野而有异能”，于是召钱乙为皇子诊治。钱乙投黄土汤，皇子的病很快就好了。神宗皇帝问道：黄土怎么就能治愈皇子的疾病呢？钱乙回答说：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止。且众多医家为皇子治病，即将治愈，而我刚好赶上收功就是了。神宗十分满意钱乙的回答，于是提拔他为太医丞，赐紫衣和金鱼绶带。得到皇帝的赏识，钱乙的名声为之大振，不论官宦人家还是庶民百姓，都争相延请钱乙为他们治疗疾病，挽救了许许多多的内科、妇科和儿科危重病人。钱乙医学功底丰厚，精通医学理论，即便是医界耆宿与他辩论也没人能难倒他。后因病去职。及哲宗即位，重新征用复职。但过了几年，他再次称疾辞归，史书记载说，由于钱乙自幼失去了父母的抚养，致使身体羸弱，周身疼痛，虽经自身治疗，仍是未能根治，所以钱乙嗟叹地说：“我所患的病正是《内经》所说的周痹呀，周痹入脏者死，难道我的寿命快完结了吗？”经过一

番思考之后又说：“我能将病由脏腑移到四肢。”于是自己配制药饵，早晚服之。大约一月时间，左手足忽然拘挛，他高兴地说：“我成功了！” 又指引家人为他采多年茯苓服之。虽然左手足偏废，但其余皆坚悍，就像没病的一样。此后退居里舍，孜孜不倦地读书，仍坐在榻上为人治病。病者日聚于门，或扶携，或襁负，经常有百里之外来求诊的病人，钱乙都细心诊治，疗效非常显著。晚年，周痹之疾逐渐增剧，而他嗜酒喜寒食的习惯又不肯稍改，自知已无法挽救，于是召亲戚诀别，换上寿衣，等待气绝，终年 82 岁。

据徐春甫《古今医统》及《钱乙传》等史籍记载，钱乙著有《伤寒论指微》5 卷、《婴孺论》百篇、《小儿方》 8 卷，只可惜早已失传。现存

《小儿药证直诀》(又名《小儿药证真诀》)是与钱乙同时而略晚的阎季忠将钱乙有关小儿方论、医案收集起来加以整理而成的儿科专著，阎五六岁时经常患惊痫、癖瘕等病，多次危殆都赖钱乙拯救。阎季忠作为病人亲身体验到钱乙医术的高明，多受其益，所以他收集整理钱乙的方论医案不唯理出自然，而且可靠可信。阎氏自乡间到汝海一直注意收集钱乙的杂方、证论和医案等著作，“比于京师，复见别本，⋯⋯因得参校”。但正如阎氏所说，钱乙名闻朝野，他的著作也就有很多人争相传抄，因而难免有杂乱的地方。阎氏将这些“互有得失”的各种传本加以参校，编排先后次序，删去重复，订正谬误，改易俚语，最后所成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也是唯一能够反映出钱乙学术思想及儿科成就的不朽文献。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虽皆有儿科方面的内容，但毕竟仅以少小为专章，未能形成儿科专著，宋以前的儿科专书虽有《颅囟经》，却散佚已久，不可复见。钱乙精通数科，更以儿科见长。他以《内经》理论为指导，继承前人的儿科成就与临床经验，每能融会贯通多所发挥，《小儿药证直诀》则仅仅是他儿科成就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然给予它很高评价：“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足见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影响之深。

钱乙在儿科理论方面贡献很大。首先，他注重体质学说，强调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钱乙在《颅囟经》“小儿纯阳”之说的启发下，认识到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立了一整套独特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比如论小儿诸疳： “小儿疳病、皆愚医之所坏病”，“小儿易虚易实，下之既过，胃中津液耗损，渐令疳疲”。“故小儿之脏腑柔弱，不可痛击，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又如论腹胀：“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因此就造成了腹胀。以上二例，均可看出钱乙是如何结合小儿生理特点认识疾病的。基于这种认识，钱乙对小儿疾病的治疗是十分谨慎的。即使是运用补法，也不忘小儿脏腑“易虚易实”的特点，丝毫不敢孟浪。如肺脏怯见唇色白，当补肺，所用阿胶散在补肺阴的同时又用牛蒡子、马兜铃开宣肺气，以防止肺气壅塞。又如小儿肾虚，自当补肾；但小儿纯阳，无烦益火，故将张仲景金匮肾气丸去附、桂而成六味丸。虽只去了两味，其方义则大大不同了。钱乙将六味丸作为培补小儿阴精的第一方剂即是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化裁出来的。当然，这种灵活权变也是符合中医理论体系中辨证论治的根本法则的。

在小儿望诊方面，虽然不如《内经》之详，但却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能执简驭繁。其望面，以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其望目，赤者心热，淡红心虚热，黄者脾热，无精光者肾虚。这些说法是钱乙独到之处。其他如手足是否动摇，睡卧是仰是俯，睡时是上窜还是下窜等，都作为特异性诊断的依据。看起来十分简单，临床上意义却大，所以后世医家多崇信此法而沿用至今。

钱乙论小儿脉法说：“脉乱不治，气不和脉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小儿疾病单纯，更无情志抑郁，而以饮食及外感所伤者为多见，最多再添上禀赋有强弱之分，便可以将小儿病囊括无遗了。以上六种脉象正可以反映出上述病因所呈现出的各种脉象。可见，钱乙的小儿脉法同样体现了小儿的病理特点。钱乙以《内经》五脏主病为依据，总结出既具有小儿特点又符合临床实践的五脏所主疾病。例如：“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或作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多欠气。热则外生气，湿则内生气。” 虽然简要，却仍分出虚实证候，使学者在辨证时能提纲挈领而又不失其准绳。尤能体现五脏本身的生理特点，明确指出肾主虚而无实。这足以证明钱乙对中医理论体系是十分精通的。将钱氏“五脏所主”与“五脏病”结合起来一起分析，更能相互印证和补充，颇有相得益彰之感。由于钱乙抓住了小儿五脏的生理特点及病变规律，所以能提出小儿脏腑辨证的纲领。以脾病为例，钱乙仅用“困睡，泄泻、不思饮食”八个字便将脾病的特点、脾脏常见病概括得很精当。钱乙总结出的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体系并不局限于内伤杂病，同样也适于外感六淫诸疾。比如说外感火热有余，则心阳太亢而多见身热、喜饮。心为肝之子，子能令母实，心热过甚则火炽风生，引发肝风内动，所以钱乙在心病条下都有惊悸和手足动摇等证。钱乙以五脏为纲进行五脏分证并不意味着分裂五脏之间的联系，相反，他极为重视五脏间的相互影响。他在论肝病胜肺时指出：肝病发于秋令肺金当旺之时，即为“肝强胜肺，肺怯不能胜肝，当补脾肺治肝。益脾者，母令子实故也”。如此治法，不仅注重五脏间的联系，而且也注意到四时五行对人体的影响。

钱乙对小儿惊痫、痘疹等疾病颇多创见。他将惊分成急惊、慢惊两类，分别论述其病因、病机、病证、治法和方药。同时也指出了一些错误的治法，提醒人们注意。他认为小儿急惊的根本原因在于热生于心，热甚则生风发搐。也有因热痰客于心胃而成急惊的。慢惊则是由于病后或吐泻致使脾胃虚损而造成的。急惊属阳盛阴虚，慢惊属阳虚；急惊宜凉泻，慢惊宜温补。钱乙认识到麻疹、天花(痘疹)皆属天行，传染性强，治疗上自应快疾。所用治痘方药皆寒凉■下之剂，如百祥圆、大黄圆、抱龙圆、玉露散、惺惺圆等。这种治法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确已摆脱用热药治痘的旧习。董汲在批评俗医治痘多用热药时，对钱乙的治法已经充分肯定。后来的朱震亨在《格致余论》“痘疮陈氏方论”一文中对钱乙治痘方法亦有中肯的评价。

钱乙因脏腑虚实而巧制补泻之方一向为人们所称颂。所制泻青丸(当归、龙脑、川芎、山栀、大黄、羌活、防风)清肝热、疏风定搐，用以治疗搐搦、脉洪实、目青直视、手寻衣领及乱捻物等证。导赤散(生地黄、生甘草、木通、竹叶)清心与小肠之火热，治小儿合面而睡，上窜咬牙、目赤。

泻黄散(藿香、山栀、石膏、甘草、防风)泻脾胃之热兼以疏风，治小儿弄舌、目黄。用益黄散(陈皮、丁香、诃子、青皮、甘草)理气健脾，治脾胃虚弱或脾疳腹大身瘦。泻白散(地骨皮、桑白皮、炙甘草、粳米)泻肺热而护胃阴，治疗小儿肺盛、气急喘嗽、上气、或胸满短气、或唇深红、或壮热饮水、喘闷。诸如此类的方剂不仅与中医脏腑补泻的传统理论丝丝入扣、君臣佐使巧运其中，而且轻灵剔透、不尚繁芜。又以青赤黄白本脏之色命名更具特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方剂验之于临床每能获得显著疗效。因此，钱乙脏腑补泻之法被后世奉为圭臬，其补泻之方也被后世医家所喜用。

钱乙的学术思想和医学成就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影响都很大。阎季忠对钱乙十分崇拜，私淑钱乙并整理了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他继承钱乙的学说和医疗成果，自己也作了一篇《阎氏小儿方论》。钱乙的同乡董汲也学钱乙学说，对小儿斑疹较有研究。所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其理论渊源即出于钱乙。辨证纲领与用药法度皆有钱氏风格。钱乙在董汲书后作序时说：“比得告归，里中广川及之出方一卷示予，予开卷而惊叹曰：是予平昔之所究心者，而子乃不言传而得之。予深嘉及之少年艺术之精而又惬素所愿以受人者，于是辄书卷尾焉。”从这段话里也略可看出钱乙对董汲的影响是很大的。后世医家继承钱乙学术思想的人很多。如南宋的张元素，金元时的李杲、朱震亨，明代的薛铠、薛己父子及赵献可等。张元素对钱乙脏腑辨证及五脏补泻诸方推崇倍至，常在临床中体现出来。钱氏补肾学说以及由肾气丸化裁而成的六味丸为后世养阴学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李东垣所创益阴肾气丸，朱丹溪所创大补阴丸皆受钱乙六味丸的启发，而薛立斋推崇六味丸并用它作为治疗肾阴亏损所致一切疾病的圣药。赵养葵则把六味丸作为补命门真水的专剂等等。由此观之，有人认为钱乙开滋阴派之先河确也不无道理。钱乙的脏腑辨证和五脏补泻诸方并不仅限于小儿科，临床各科都在广泛应用。但是，钱乙只强调肾阴虚而不认为小儿也会有肾阳虚，这不能不看作是他个人思想上的一种局限。尽管如此，钱乙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儿科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