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元方

李经纬

巢元方籍贯、生卒年不详。一说今陕西华阴人。约活动于隋大业年间(公元 605—617 年)。中医学。

巢元方在医学领域的活动，主要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 605—617 年)。此时，在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曾下令全国征集图书以充实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隋炀帝即位后曾下诏书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方之中，岂无奇莠。并强调循循善诱，不日成器。由此可知当时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推荐、培养和任用。隋代短短数十年间，在医学发展上曾有过不少影响深远的卓越贡献。譬如，开办规模宏大的医科大学——太医署，集中学者编撰大型方书——《四海类聚方》2600 卷，组织医学专家巢元方等集体整理研究疾病病因证候，并编撰《诸病源候论》，这些项目都是促进我国医学

发展的要举。巢元方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医学家，虽然《隋书》无传，不知其籍贯和生卒年代，但从宋人的传奇小说《开河记》中可知，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八月中，负责开运河的大总管麻叔谋患风逆症，起坐不得，隋炀帝命太医令巢元方往宁陵(今河南宁陵)诊视，并处以嫩肥羊蒸熟掺药食之而得瘥。这说明巢氏在隋炀帝时身任医药卫生管理方面的要职，更是一位精通医学科学的学者。北宋时期，国家组织著名医学专家成立“校正医书局”，对前代重要医药著作进行校正，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在写给皇帝的《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序》中指出：诸病源候论者，隋大业中太医巢元方等奉诏所作也。并评价其“会粹群说，沈研精理，形脉治证，罔不该集”，是十分贴切的。关于巢氏生平虽然文献记述甚少，但据此已能知其概要。

巢元方在中国医学发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医学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特别是在有关疾病病因学说的研究上。隋以前，中国医学的病因学说，一直以《内经》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而沿袭为用的三因学说居于统治地位，即风寒暑湿燥火为患的外因、七情为患的内因和以虫兽刀箭伤为害的不内外因。三因学说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代表了其时的先进思想，在正确认识疾病的过程中曾有过积极作用。然而，医学的进步越来越要求对千变万化的疾病病因能有一番更确切的了解，奉为信条的“千般疾病，不越三条”的三因学说就很难适应追求具体病因的期望和要求。医学家们在其研究活动中，更多地探索各种不同疾病的种种不同的致病因素，这是医学进步的必然趋势。巢元方等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在众多当代和前代医学家细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他们的许许多多认识和结论，使中国医学的病因学说迈出了新的步伐，达到了新的高度。

巢元方等在病因学说上的贡献，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新的认识，使病因的理论更接近客观实际。以下仅举若干内科杂病和传染病、寄生虫病之病因论述为例，同时就巢氏对若干疾病的正确认识和描述作一些介绍，借以说明巢氏在研究病因学上所取得的新成就。

关于风病，巢氏虽然继续沿袭风为百病之长的论点，列风病于《诸病源候论》之首，在分别论述当时视之为风因的各种疾病时，或多或少注入了自己的新见解。例如先天性癫■的病因，他强调“人在胎之时，其母卒大惊，动精气并居，令子发癫”；又如论述因脐疮而引起破伤风等病时， 指出“初生小时，脐疮未愈，数沐浴，因此得之”。虽然尚不完全正确， 但较之前代应该说是一大进步。

关于夫妻不能生育，巢氏不但探索了女子的原因，同时对男子引起的不育也进行了讨论。他指出男子“精清如水，冷如冰铁”以及“精不射出， 但聚阴头”是夫妻无子的男方原因，并非皆因女方所致。这一认识在提高治愈率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巢氏指出妇人不孕的病因有：风冷入于子脏、月经不利、月经不通、腹腔肿瘤如怀子、子宫颈脱出等等，皆可以使妇人不孕，为分别根据病因治疗创造了条件。

关于糖尿病，巢氏除论述了传统病因外，着重强调“少(shào)服五石， 积经年岁而发病”，“此人必数食甜美而肥以患病”等等。这些病因理论是有重要意义的，即为了预防和治疗糖尿病，戒服五石之药，忌食或少食甜美之食物等，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上述因素虽然不是糖尿病的直接病

因，但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传染病、流行病，在《诸病源候论》一书中，除了在伤寒、时气、温病等四卷专门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病因学说外，并于其他许多卷的有关论述中，也都论及传染病病因问题。在伤寒、时气、温病卷中大约均包括天花、麻疹、上呼吸道感染、肺炎、急性肠胃炎、传染性肝炎、疟疾、痢疾、麻风、结核病等等。巢氏认为伤寒中有因寒毒而发病者，并不引起人们相互传染，若因感于“乖戾之气”则多相染易，作了比较有说服力的鉴别。说明在伤寒病中有非传染与传染之区别。非传染之伤寒其病因为“寒毒”； 传染性疾病的病因是“乖戾之气”。同时，他明确强调：对传染性疾病“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虽然巢氏未阐述何药、何法可以预防何种传染病，但其理论和思想，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巢氏对具有相互传染的疾病病因，不但在伤寒中提出“乖戾之气”的病因学说， 他还在时气、温病之论述中，也一一予以强调和论述。譬如，“夫时气病者，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故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巢氏在论述湿病时，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理论认识。他说：“温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从这一段文字的内容来看，巢氏不但把具有传染性疾病之病因，均归之为“乖戾之气”外，并各强调了不同的重点，如在伤寒卷强调了与“寒毒”的鉴别，在时行卷强调了流行性，在温病卷则突出了乖戾之气引起烈性传染病暴发，“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巢氏所论的病气转相染易学说基本上否定了鬼神致病理论。但在其强调预防方法时提出“法术以防之”，又暴露了他鬼神观念的残余。但无论乖戾之气的“气”，还是病气的“气”，都显然认识到引起上述三类不同表现的种种传染病流行病，都是因染易那种“气”的关系，这种特指的“气”在巢氏笔下实际上已有了传染病因子的观念。在这种论述中，还有一点也比较清楚，传统的病因寒、因温等认识， 已明显被视为传染病、流行病病因的次要因素了。

关于传染病传染途径，以及传染病因子，巢氏在其他相关篇章中更有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在讨论男女之间的接触与传染之关系时指出：不但男女发生性关系可以传染疾病，非性关系的接触，也能由于“其毒度著于人，如换易之”，从而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接触传染。

关于传染病在健康人带菌的问题，虽然尚不十分明确，但已认为：人无问大小，腹内皆有尸虫(传染病因子)，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这一认识在讨论传染病带菌者、潜伏期，应该是一大进步。今人钦佩的是，《诸病源候论》除了一再重复和多处强调人体自有三尸诸虫与鬼灵相通，内外接引，共为人患害的学说理论外，更发展了“注”的学说和理论。其所强调的尸注、死注、殃注、食注、风尘等等，使传染病病源体的认识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巢氏所论述的“注”，正是指某些致病菌居住人体之意思，因为他认为注者住也。巢氏的诸注所论之内容，对由空气、飞沫等呼吸道传染的风尘、风注，对因接触传染之死注，对先天性遗传的殃注，对由消化道传染之食注等等，都有了较前代更系统更具体的认识， 特别是传染途径和能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因子有了新的认识，其所论述的风尘、殃注、死注、食注距离揭开传染性疾病病原菌的秘密已近在咫尺。

关于暴发型传染性肝炎，《诸病源候论》以其暴发急剧而命名为“急

黄”，认为其病因是“由酒食过度，府脏不合，水谷相并⋯⋯复为风湿所搏”而成。更为可贵者，巢氏所描述之发病特点、体征和预后等均比较确切，与现代认识十分接近。如“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疸)，心满气喘，命在倾刻，故云急黄也。有得病即身体面目发黄者，有初不知是黄，死后乃身面黄者，其候得病但发热心战者，是急黄也”。此病在现代死亡率仍很高。关于寄生虫病，血吸虫病在我国的存在，由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大肠内检出血吸虫卵，证明至少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

《诸病源候论》在其“射工”“溪毒”、“水毒”等内容中，基本上对血吸虫病之感染、发病、证候、预后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病名方面， 巢氏所论水毒病、中水、中溪、溪温等等虽有许多不同，但其所叙述之证候多与血吸虫病相似，均寓有因接触溪流、水泽沼池而引致传染的意思。正如巢氏所概括者“以其病与射工诊候相似，通呼溪病”；在发病地区方面，巢氏所论及者均在今血吸虫病疫区，如“江南有射工毒虫，常在山涧水内”，又如“自三吴(今江苏之长江南，及江浙一带)已东，及南诸山郡山县”，均属现代的高发地区；在发病季节方面，巢氏在论述其虫之生活习性时，指出：“冬月蛰在土内”，“夏月在水内”，“春秋辄得”，与现代研究之血吸虫发病季节大体一致；在传染途径方面，巢氏指出该毒虫“夏月在水内，人行水上，及以水洗浴，或因大雨潦时，仍逐水便流入人家，或遇道上牛马等迹内即停住，其含沙射人影便病”；在发病经过及临床症状方面，巢氏所述虽还不甚系统，但归结其所论，已明确指出“初始证候，先寒热恶冷”，“头微痛目匡疼，心内烦懊”，“腹痛”，“洞利及齿间出血”，“不食而狂语”，“早晨小苏，晡夕则剧”等等特点，大体上概括了血吸虫病从感染发病后的急性病程与临床表现；在诊断方面， 巢氏除在经验总结基础上完善了症状诊断，同时还提出“作数斗汤，以蒜四五升捣碎，投汤内消息视之，莫令大热，绞去滓，适寒温以自浴，若身体发赤斑纹者，是也”。这对早期感染病人之诊断或有其较好的参考价值。

关于恙虫病，《诸病源候论》在论述该病病因时指出：“山内水间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著身；或阴雨日行草间亦著人；便钻入皮里。”这种描述与近代研究证明其发病是因恙螨幼虫叮咬的认识是一致的。巢氏除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其病因和发病过程外， 还用竹簪挑拂察看到该幼虫如同疥虫一样的检验技术。为了防止该病的发作，巢氏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凡是有接触沙虱可疑者，必须迅即以火自燎全身令遍，若有著人身之沙虱者便会自落堕地。此法在避免或防止感染者必有较可靠的效果。可贵的是，他们还设想“若中虫毒”，于冬月取其虫“以为屑，渐服之”，“亦取细屑合麝香涂之”，期望用以毒攻毒之道理，达到预防恙虫病的感染，这一方法虽然比较原始粗糙，但却为现代实验研究证明是很富有科学道理的。美国科学家立克次(Ricketts) 实验证明形似小红蜘蛛的沙虱幼虫，即恙螨体内携带恙虫病病原体——立克次氏体，并于 1945 年制出了疫苗。再让我们看看巢氏对绦虫病的描述，

《诸病源候论》称绦虫为寸白虫，这是因为绦虫寄生于人体肠道内，其脱落后由大便排出之绦虫节片的形状长短而命名的。巢氏在论述其病因时指出：寸白虫者，九虫内之一虫也，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一云以桑枝贯串牛肉炙食并生栗所成”；“又云食生鱼后即饮乳酪，亦令生之”。虽然尚不能确切知其感染途径，但对因食半生不熟的牛肉等原因已有肯定的

认识，这至少在切断其途径而达到预防之目的已有肯定的进展。再以蛔虫病的病因为例，巢氏除在多处均对蛔虫病作了比较确切的论述外，他在蛇瘕一病中更明确指出：腹中虚且未饮食，若远道之余，污井之水，不洁之食，吞蛇鼠之精，留结不去，因生蛇瘕之病”。蛔形似蛇，且有通用者， 瘕即假，蛇瘕是因蛔虫于肠道缠结而形成假性包块之病。巢氏于此强调由于饮污井之水，食不洁之食里的蛇鼠之精，是他对蛔虫卵已有了比较确切的猜测，足见其洞察力之入微。

关于泌尿系结石，《诸病源候论》始命名为石淋。巢氏在叙述该病时指出：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沙石。在论述妇女泌尿系结石时又说：淋而石出，小者如麻豆，大者亦有结如皂荚核状者，发病则能使患者燥痛闷绝，石排出才可以症状歇止。巢氏在论述妇女泌尿系结石时，指出从尿道排出结石及所出结石之形状大小，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妇女尿道短而较粗，其结石易排出。还有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巢氏在论述尿闭的病因上，更可看出其精密细致的观察力和科学的态度。他指出此病的种种原因，无不确切有理，如小便应下，但由于强忍而造成者；有饱食之后，应小便而忍之者；有饱食之后未曾休息而走马者；有小便急迫因疾走者；有因忍尿而入房性交者。他认为以上诸因均可以造成尿闭(胞转)。他还明确指出：此病至四五日，乃有致死者，说明对尿闭而引起之尿中毒有了一定认识。

《诸病源候论》除对心绞痛有了相当确切的描述外，更对冠状动脉及其分支发生梗塞作出鉴别，并能据以推断心绞痛之预后。他明确指出：“其正经不可伤，伤之而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同时强调：“心有支别络脉，其为风冷所乘，不伤于正经者，亦令心痛，则乍间乍甚，故成疹不死”。在此，巢氏解释了心绞痛何以有的迅即死亡，而有的则间断发作，且可以不死的道理，这一解释有其十分确切的观察依据，虽然并非来自病理解剖之结论，然其推断之正确实在令人叹服。

在过敏性疾病方面，巢氏等出色地论述了“漆疮”的病因和典型症状， 他正确指出人们体质对漆是否过敏，是能否发病的关键因素。他叙述说： 漆有毒，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对中漆毒患者的症状体征，他形容其特点是：喜面痒，然后胸、臂、大腿、小腿皆悉瘙痒，其后面部肿， 绕眼部微赤。凡所瘙痒之处，若以手搔之，即随手辇展，而起赤色■■。待■■消已，生细粟疮甚微。若中毒重者，遍身作疮，小者如麻豆，大者如枣杏，脓■疼痛。或有小瘥，随次更生。巢氏强调：若火烧漆，其毒气更厉，著人急而且重。可贵的是他多处强调：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漆)， 竟不为害者。他还指出：人无问男女大小，有禀性不耐漆者，见漆及漆器， 便著漆毒。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巢氏对接触性皮炎的发病，与个体反应性的关系，即个体对某种物体的过敏性，对漆疮症状的描述等，已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晕动病方面，巢氏描述了晕车、晕船等症。指出：无问男子女人， 乘车船则心闷乱，头痛吐，谓之注车注船，特因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所谓质性自然，就是因为个体特异性的关系，巢氏不单对其病因有了比较确切的认识，而且已能同相类疾病作出鉴别。确认疥疮病原体：巢元方等通过临床上的认真观察，在前人的基础上确认疥疮的病原体是疥虫，其论述较以前大大提高了一步。他指出：“疥者，有数种。⋯⋯并皆有虫，人

往往以针头挑得，状如水内■虫。”又强调：“疥疮多生手足间，染渐生至于身体⋯⋯其疮里有细虫，甚难见。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著。” 巢氏在论述沙虱时提到检验方法与步骤，他说：熟看见处，以竹簪挑拂得之；若虫已入深处，则用针挑取，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易见行动也， 挑不得，灸上三七壮，“则虫死病除”。巢氏还指出：至其病成，皆有虫侵食，转深则连滞不瘥。并再次强调“虫死病除”。至此，我们虽然只是极简要的引述，但已能说明巢氏对疥之病原体、好发部位、传染性、分类及不同类型之临床表现特点、诊断要点、治愈标准等，都已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特别强调“虫死病除”，并以之为各型疥疮是否治愈的一个标准是十分难得的。

以上只是着重讨论了《诸病源候论》在内科杂病、传染病、寄生虫病等与内科相关的一些疾病的病因学成就和对疾病的认识水平。然而在外科、五官口齿科、妇科和儿科病的病因病理学成就，也足以反映出《诸病源候论》一书在病因与疾病认识上的新进展和伟大成就。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专门讨论疾病病因、证候的专书，并不论述各科疾病的治疗，巢氏本人根据已知情况也并非外科医学家，然而该书在一些卷章里，对创伤外科的手术治疗方法、步骤等，却进行许多科学的记述，从而反映出我国外科技术在隋代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也说明巢氏在外科学手术治疗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在肠吻合手术及其护理方面，巢氏也有他的出色成就。肠吻合手术是腹部外科一个比较复杂的外科手术，据文献记述，三国时期的华佗曾进行过这一手术，但因记载十分简略难以作出科学的结论。综观巢氏有关记述， 他所论之断肠吻合手术是比较确切的，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强调： 腹部外伤使肠断裂者，只要断肠两端可见，即可迅速进行吻合手术，“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巢氏的这段文字只说针缕如法，未具体叙述如何缝合；但在探讨刀刃伤之缝合方法时，他则明确提出：“凡始缝其伤，各有纵横，鸡舌隔角，横不相当， 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从这段文字来看，巢氏的创伤缝合手术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简言之，其缝合法有连续缝合或 8 字缝合法。该法不但概述了一般外伤之皮肉缝合，更描述了深层次的分层缝合， 就其要求而言，有次浅深，分上下，别顺逆，并要注意松紧适当，针角整齐相望，使肌肤、筋脉，各恢复到解剖生理位置。就肠吻合手术而言，在分层吻合断肠后，既要缝合达到无际勿令气泄，又要上下相通而不阻塞， 经此检查后方可将吻合之肠推入腹腔，再作上述腹壁之分层关闭缝合手术。肠吻合术后之护理是否周到对吻合术能否成功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巢氏也极为重视，强调“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始可作较稠稀饭食之”，手术后百日才可以进饭食。他警告说：饱食者，可以使病人的肠吻合处胀裂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巢氏肠吻合手术之缝合原则、要求和护理等， 至今仍是外科医师必须遵守的。欧洲的同类手术是意大利人罗杰(Roger) 与罗兰(Roland)在 12—13 世纪间进行的。

巢氏创用大网膜动脉结扎、切除坏死大网膜手术方法。腹部外伤使大网膜发生部分坏死时，由于人体大网膜之营养血管是扇形分布，如果仅只切除已见之坏死大网膜，会因伤害血管而引起健康大网膜坏死。因此，熟

悉大网膜营养血管走行方向的有经验的医师，手术时绝不会只着眼于切除已坏死部分从而造成严重后果，这是现代腹部外科的基本知识。然而在1300 多年前，巢氏对之已作了正确的论述，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强调： “■(大网膜)下不留，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 绝其血脉，当令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他指出大网膜损伤，在病人一般情况良好的情况下，用生丝线结扎其动脉，过一宿观察其因结扎血脉而产生之大网膜扇形坏死，乃可将其坏死者一次切除。切除手术后，不要立即缝合腹腔，必须以膏使腹腔之血汁等渗出物导出，此即现代腹外科手术的留置引流。这一手术之成功证明了巢氏或他的前辈在腹部外科手术上已达到人类最先进的水平。

巢氏提出建立创伤内异物剔除原则。创伤内异物是造成伤口化脓性感染和长期不愈合的重要因素。在《诸病源候论》一书中，巢氏多处强调了这一因素，并建立了必须实行异物剔除的原则，以求创伤伤口的健康愈合。例如，该书在《金疮伤筋断骨候》中强调：“若碎骨不去，令人痛烦，脓血不绝。不绝者，不得安。”又如在《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中强调： “箭镞金刃中骨，骨破碎者，须令箭镞出，仍应除碎骨尽，乃傅药，不尔， 疮永不合。”巢氏在《金疮久不瘥候》中更明确指出：“其疮内有破骨断筋，伏血腐肉，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喜出青汁，当破出之， 疮则愈。”巢氏所指出的异物是显而易知的，但所强调“当破出之”即应当进行外科手术剔除，用外科手术切开，取出伤内之异物。异物剔除后， 疮即愈。这些埋论总结和所述实践经验和技术都是符合科学原则的。

巢元方及其所撰写的《诸病源候论》，不但对中国医学之发展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在国外如日本、朝鲜等也有着千余年的影响。在唐代，该书不但是唐代医学教育的必读书，在唐代伟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巨著中，都曾被广泛引用。宋代王怀隐等的《太平圣惠方》等也有广泛的引用。在国外日本等引进中国医学教育体制，该书也是其重要教科书之一。在明、清乃至现代之中医学著作，该书仍被视为最重要的古典医籍而加以引证和发挥。现代国内外学者之科研论文，高等中医药学院教材，在被广泛引证之古典文献中， 该书仍然居于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