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学成就

沈括一生对医药学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药物学，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根据实物，对药物名称所存在的一物多名或多物一名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证同辨异的工作，校正了许多前人认识上的错误。在药物的采收和使用方面，他也纠正了前人的不少谬误。他十分注意对验方的收集和整理，并以“必目睹其验”，“闻不予焉”的审慎态度，编著了《良方》一书。在《良方》中所记述的“秋石方”， 是现知最早的关于提取荷尔蒙的记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除了沈括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外，他在《笔谈》中还记述了当时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成就。如毕■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喻皓的《木经》，信州(今江西上饶)的湿法炼铜法——胆铜法，延州的用石油烟制墨， 水工高超的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青堂羌族人民的冷锻铁甲法等等，都是这些创造发明的唯一或难得记载，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科学发明的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如果没有沈括的记述，不少发明将被历史所湮没， 而不为后人知晓。这些记录，不能不说是沈括的一大贡献。

沈括在思想上受到孟子“仁政”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他与王安石旨在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在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广泛的一致。这也正是他积极支持和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在沈括的官宦生涯中，他的所作所为始终贯彻着这一思想，并为此奋斗了一生。例如， 在初入宦途时，他即同情百姓的疾苦，革除不合理的弊政；他在察访两浙时，曾立两浙敛散法，募饥民兴修常、润等州水利；在任职三司时，他曾上书奏请免征两浙下户免役钱，以及改革盐钞弊政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他忧国忧民，关注富国强兵的鲜明思想特征。

为了兴利除弊，富国强兵，沈括不论是任地方官吏，或是任中央政府官员，或是外交出使，或是任边疆统帅，他都是克尽职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表现了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因此，他一生政绩斐然，所在之处，都得到人们的好评和赞赏。

沈括一贯支持王安石变法，虽然王安石曾对他一度产生误会，并罢过他的官，但他从未抱怨，对王安石始终抱着崇敬的心情。即使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官后，他对王安石也仍然是敬重的，体现了他为人忠厚、宽容的品质。

沈活一生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除书本知识外，他还非常注意向同时代的各类人士求学。例如，据林灵素的《苏沈内翰良方序》中记载，沈括在学医过程中，“凡所至之处，莫不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访求”。在广泛吸取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他又勇于探讨新的问题， 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因此，他能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除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外，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都有重大的成就，其成就涉及到社会、经济、历史、外交、军事、考古、音律、绘画、书法、诗词等等学术领域，堪称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些学术成就，充分反映了沈括勤奋好学，而又锐意进取的治学精神。当然，沈括所取得的科学和学术成就，是与他所具有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分不开的。在这方面，他也有过人之处。

沈括很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在他宦游所经的地方，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认真地考察，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并且，他又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了解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而探索、研究事物表面现象所蕴涵的深奥秘密。他在《长兴集》卷 32 中曾这样说过，“耳目能受而不能择，择之者，心也”，他认为“从耳目口体而役其心者，小人之道也”， 这可说是他认识论思想的真切写照，他一生为学也正是依此进行的。例如， 他从雁荡山和黄土地貌的特有现象中，推断出流水侵蚀的地貌成因说；从太行山上的海生动物化石，提出了海陆变迁说；以及他对日月五星运行的认识等，都是在此认识论的指导下得到的。

沈括又很重视科学的实验和验证。他关于凹、凸面镜的成象特点的认识；关于声音共振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磁偏角的发现；关于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发现；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 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而他在《良方》中的记述，都经过他亲身的验证。又如，为了驳斥海潮是“日出没所激而成”的错误认识，他曾“在海上候之”，以“考其行节”；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他曾“扣涧观之”，发现虹两头入水，并进而发现“背日则见虹，向日则无所睹”。可以说，沈括的许多科学成就都是通过实验和验证获得的。

沈括还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对于他所观察到的一些事物的现象，经过探研后若无能窥知其产生的原因，他就只是作了如实的记录，并注明不知之所以产生的道理。例如，他记述了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之后，便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莫可原其理”； 他记述了透光镜，只说“意古人别自有术”。对于他自己的一些见解，他也都是在记述事实之后，注明是自己的推测或猜测。尽管这些推测或猜测现在看来有的并不正确，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