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佗

傅芳

华佗一名■，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生卒年不详，生活在东汉时期(约公元 2 世纪)，卒于许州(今河南许昌)。中医学。

华佗年轻时曾到徐州游学，是一位通晓数种经书和知养性之术的士人。沛相陈■曾举他作孝廉，太尉黄琬也曾征辟他做官，但华佗均拒绝了。他淡于名利，不慕富贵，宁愿作民间医生，为人民解除疾苦。他到过彭城(今江苏徐州)、盐渎(今江苏盐城西北)、东阳(今山东恩阳西北之东阳城)、广陵(今江苏江都东北)、■琊(今山东临沂北)、甘陵(今山东青平南)等地行

医，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后来曹操患头风病，发作时心乱头眩，召请华佗治疗。华佗为之施针而瘥，但不能断根，因此曹操强使华佗留侍左右。华佗不愿受此拘束，于是托辞妻子有病而请假归乡，并一再延期不返。曹操多次书信催促并敕郡县官吏督行，华佗仍不从，最后曹操怒而派人前去并交代；若华佗妻果真有病，则赐以小豆 40 斛，并再宽假限日；若是欺骗，便收华佗入监。结果华佗被捕，虽有荀■为之恳求，说明华佗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医家，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请求宽恕，但曹操却坚持杀死华佗。华佗临终前，拿出一卷医书交给狱吏，告知是可以活人的书，狱吏恐怕受到牵连而不敢接受，华佗亦不勉强，即取火烧毁了。华佗死后，曹操的爱子仓舒病危时，他才懊悔不该杀了华佗。

秦汉时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农业和工业都有发展，科技也有进步。当时以《黄帝内经》为标志的中医基础理论初步形成，指导着临床实践，医学进步也很快。而到汉末，军阀割据，战事频繁，尤其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徐豫一带战争不断，从而促进了外科的发展。华佗也正是在此时期出现的著名外科医家。他的技术未见文献记载有师授，但从他通晓数种经书，可以认为华佗较系统地继承了古代的汤药、针灸经验；另一方面他行医于民间，能密切联系群众，将民间的医学经验集中和系统化，并在实践中提高和改进。因而，华佗是一个在医学方面有造诣的民间医生。

华佗对医学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创用麻沸散和精于外科手术。据《后汉书》记载，华佗遇到“疾发于内，针药不能及”的患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一手术步骤是可信的。华佗曾为一“脾半腐”病人剖腹治疗就是一例证。手术前病人用酒送服的麻沸散，是医学史上记载的最早用药物麻醉的配方，成功的麻醉效果保证了华佗外科手术的施行。华佗对麻醉学的贡献已得到国际医药界的承认。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拉瓦尔(Lawall)在其所著

《药学四千年》中指出，“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出来的。因为，据说中国的希波克拉底氏——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些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可见华佗不仅是外科学的鼻祖，也是药物麻醉的先驱者。有研究者认为，保留在《华佗神方》中的麻沸散，是由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菖蒲四味药组成的。此外，华佗手术后在创口敷用的神膏，有消炎生肌的作用，对手术后加速创口愈合有良好作用。

华佗对预防医学和医疗体育亦有贡献。他指出运动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的积极作用。他曾教导他的学生吴普说：人应该劳动，但不能过度；运动可以帮助消化，流通血脉，预防疾病，就像门户的转轴不会朽烂一样的道理。为此，他还根据古代的导引方法，引伸创造了一种新的运动方法，名为“五禽之戏”，即摹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各种姿态来锻炼身体。当身体稍有不适的时候，即可作一禽之戏，待有汗出时方息，再扑以干粉使身体干燥。这样，身体就会感觉轻快并增进食欲。华佗经常行此五禽之戏，故年近百岁还如壮年人之容颜；他的弟子吴普习五禽戏，至 90 余岁还耳目聪明，牙齿坚固。

华佗在临床诊断方面也很有成就。魏晋时期著名医家王叔和在他的《脉经》中提到华佗诊断生死的要诀，即该书卷五的“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第

四”，可能是摘自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中的资料，尽管也有扁鹊的论点，但应该看到华佗和扁鹊的意见是一致的。该要诀主要依据病人面目颜色和病状来定人的生死，并据当时的医疗技术来确定疾病是否可治，特别是对危殆病人的面容、颜色和形止举动描写得很清楚，包括虚脱、发绀、神智不清、呼吸困难、浮肿等，可见华佗观察之敏锐，诊断之准确。

《后汉书》、《三国志·魏书》中记载的许多病例也证明了华佗诊断经验的丰富。如对盐渎严昕和军吏梅平的望诊，均望而知预后。于前者，华佗说“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后来严昕行数里即头眩坠车，人扶上车，归家即死；对后者说“五日卒”，亦如他言。除善观面目颜色诊断外，华佗还善于脉诊。如他为督邮顿子献诊脉，言其病虽愈而体虚，若御内即死，死时当吐舌数寸；为广陵太守陈登诊脉，则知其腹中有虫将成内疽；为李将军妻诊脉则曰“伤娠而胎未去”，后均得以证实。以上均显示华佗高超的诊断技艺。

华佗于临床治疗能深明药性，精于针灸。据史书记载，“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即说明华佗在治疗中处以汤药，用药不过数种，若施行以针灸，取穴不过一两处，用灸也仅七八壮，都能应手而愈。如广陵太守陈登服药汤一升即瘥；治曹操头风病则针之而症除。华佗所以能用极简便的汤药和几处针灸治愈病人，一方面是他善于应用民间单秘验方；另一方面是他善于辨证施治，应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原则。华佗对产科病的处理亦颇熟谙。如治甘陵相夫人腹内死胎，汤药下之，即产一死男婴；李将军妻产后病甚，华佗诊为“伤娠而胎未去”，原来是双胎，虽因外伤已产下一胎，第二胎亦死，因而为患。华佗为之针刺，又给服汤药，该妇即腹痛难忍，经助产，果又产下一死男婴。可见华佗不仅诊断准确，汤药、针刺效果也极佳。此外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说，从《本草经》药物所产地的郡县制为后汉时的制度，怀疑该《本经》是张仲景、华佗所记，后经吴普、李当之补益增损而成；及华佗弟子吴普、李当之均有本草著作，亦可为华佗深明药性之佐证。在针灸方面，至今在临床沿用的循脊柱两侧夹脊施针的“华佗夹脊穴”也是华佗发明的有效施针法。

华佗对病人心理也颇有研究，曾用之治疗痼疾。如一郡守病甚已久，华佗诊断后认为使之大怒可愈。于是多受他的谢金而不积极治疗，后又留书骂他并不辞而别。郡守果然大怒，派人去抓华佗又不获，愤极而吐血数升，病即得愈。这也是我国古代应用心理学治疗的成就。华佗对伤寒学说亦有贡献，从保留在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华佗关于伤寒学说的论述，如伤寒的按日传变与治疗、热毒的可下与否、汗吐下法的应用、伤寒发热与虚热的鉴别与用方等，是继《内经》后论述外感热病理论的又一里程碑。因而，张仲景的《伤寒论》有可能是在吸收《内经》和华佗有关伤寒学说的基础上写成的。

华佗的著作有《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1 卷，《枕中灸刺经》1 卷，《华佗方》 10 卷，《华佗内事》 5 卷，均已散失。旧题华佗撰之《中藏经》，一般认为是六朝人所撰，其中可能包括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此外目前尚传世之《华佗神医秘传》、《华佗先生内照图》、《内照法》，则

都是后世托名之作。

华佗的弟子有广陵吴普、彭城樊阿、长安李当之等。吴普、李当之均精本草，分别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本草经》。樊阿善针，一般医生认为胸背不能随便施针，且针刺不能过四五分深，但樊阿能扎入一二寸，非但未造成意外事故，且收到更佳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