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经本草》的编撰

本草著作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唐代的《新修本草》开始，我国有了由政府组织编撰和颁行的本草著作(相当于今国家颁布的药典)。到了宋代，早在太祖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就组织了《开宝新详定本草》的修撰，次年又加校勘，定名《开宝重定本草》。该书载药从唐本草的 850 种增至 983 种。到仁宗时，先是在嘉■二年(1057)，应当时的枢密使韩琦的建议，仁宗下诏命直集贤院检讨掌禹锡和苏颂等四人为校正医书官，在编修院内设置校正医书局(后改称所)。校正医书所共校正了《灵枢》、

《素问》、《甲乙经》、《广济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太素》和《神农本草》等 8 部医药书。其中对《神农本草》的校正已不限于经文文字，而是在《开宝重定本草》的基础上吸收了《蜀本草》等各家之说，加以正误补注而成，因而称之为《嘉■补注神农本草》。此书于嘉■ 五年(1060)完稿，次年印行，共 21 卷，载药 1082 种，在内容和文字两方面较《开宝重定本草》都有很大进步。

在补注《神农本草》过程中，人们又一次认识到，光有文字不足以明确无误地辨别、认识各种药物，还必须吸取《新修本草》的经验，要有描绘药物的图形和图说，才能使人得到正确的鉴别。因此，在嘉■三年十月， 校正医书所奏请朝廷下诏全国各地，将所产药物详细绘图，并加说明(包括药用动、植物的生长情况、各个有效药用部位、收取时间、药性、主治疾病和有关的处方等)，连同标本一起送京，以撰写一部与本草经平行的图经。此奏得准，遂产生一场全国规模的药物普查，送来了数量巨大的药物图和说。面对这一大堆工拙不一的图，详略、雅俗、正讹万状的说，没有丰富的博物学和药物学知识简直无法下手，纯粹的校书官如掌禹锡等已无此能力来主持这项编纂撰述工作，于是，他们荐举苏颂来从事这项工作。得到朝廷的任命后苏颂即将那一大堆资料进行了鉴别、分类、整理、考订， 于嘉■六年十月撰成《图经本草》一书。此时他已在颖州任职，遂派人将稿送校正医书所抄写，次年十二月进呈朝廷，奉 482 敕镂版印行。

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共收入药物 780 种，药物图 933 幅。药物图绝大多数是写实图。这些图至今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许多植物图至今仍可用作鉴别该植物的科、属、种的可靠依据。在编纂过程中苏颂非常重视各地所报材料中的大量的民间实际医疗经验。《图经本草》一书与前代的本草著作相比，增加了 63 种新的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是各地民间发现的有效药物。例如，用狼把草可治疗血痢；紫背龙牙“彼土野人云：解一切蛇毒甚妙”，还可兼治咽喉肿痛；瓜藤治疗诸热毒疮；石南藤治疗腰痛等等。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实际治疗经验。苏颂在《图经本草》中保存了大量的这一类宝贵资料。

苏颂既继承了古代本草学的优良传统，还做了进一步发挥。他一般都先引述《神农本草经》或《名医别录》等经典著作关于产地、形态、性状、收采时节、炮炙方法、主治功用等内容，然后又详述当代出产该药的军州郡府的名称，还对古今、各地的产品进行比较。这对于考察宋代以前直至汉代中药材产地的变迁和北宋中叶地道药材、生态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苏颂对药物基原及原植物的鉴别和描述，也做了重要的贡献。一般说， 他对每一药用植物是按苗、茎、叶、花、果、实、根的顺序记载的，还对花萼、子房、种子的形态都有不同的描述。他还对南北朝的《本草经集注》及唐代的《新修本草》中一些常用的植物药，进行了植物学的研究，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包括术、白前、石韦、连翘、泽泄、使君子、茵■蒿、桔梗等多种植物在内的常用药做了深入的探讨。他尤其注重那些外形相似实则品种不同的植物，以及同一植物药的不同品种的比较。这种方法，为尔后的本草学家所推崇和采用，直至今日，仍有其实际意义。苏颂所用的一些植物形态术语，都是科学的。如对茎的生长状态，用“苗如丝综、蔓延草木之上”来描述缠绕茎，用“苗蔓延木上”来描述攀缘茎，用“布地蔓生”来描述匍匐茎，用“独立而长”来描述直立茎；对于植物叶的着生部位，他提出丛生叶为“叶作丛”，轮生叶是“四叶相对而生”，对生叶是“两两相当”、“两两相对于节”等等，表明苏颂的药用植物学水平已经相当高了。

对于药物炮制，苏颂给予足够的注意。中药的炮制是一门专门学问， 南北朝开始有炮制专著。由于中药本身的性质，其炮制内容早已超出狭义的中药炮制了。如苏颂提到当时各种食盐的制取法，包括海盐、山盐、大盐、戎盐、石盐、青盐、光明盐、绿盐等的制备过程，对了解当时制盐工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他如制茯苓酥法、汉中干姜法、蜀人■莶丸法等等，对后世的药物炮制也有启发意义。

苏颂在《图经本草》中，还为我们保留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他当时在校正医书所参加实际编纂工作，该所因工作之需要，征集大量医书， 其中不乏宝贵的珍本、善本医书，也有一些其他类的好书。由于我国本草学的博物学性质，从事本草著作需要参考大量的各种有关著作和所有的医籍。苏颂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参考了大量医书及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达 200 种左右。在这些辑录的著作中，有些是已佚的重要医方书，这样， 苏颂在《图经本草》中就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医学文献，具有珍贵的文献学价值。如他引用了相当一部分汉晋隋唐各代的医方，如在人参条下，他引了汉张仲景治疗胸■证的理中汤，南北朝胡洽治霍乱的温中汤，还有四顺汤等。通过与晋葛洪《抱朴子》和唐王焘《外台秘要》所引《小品方》对照，可见到《图经本草》所述的四顺汤反映了六朝时该方在治疗霍乱证中的作用。该书所保留的这类资料是相当多的。

苏颂十分重视药物的实用性，把药物与方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的《图经本草》问世之前，药物与方剂著作是分别著成的。六朝及唐代的方书很多，重要本草著作也有一些，但这两类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著作还没有出现，苏颂是最早把本草著作与方剂放在同一部书中叙述的医家。他在每一种药物的最后，基本上都附上以该药为主要成分的方剂，例如书中卷八桔梗一味之下，录有《古今录验方》疗卒中蛊下血如鸡肝者，昼夜出血石余，四脏皆损，用桔梗捣屑，以酒服方寸匕。又引《集验方》疗肺痈， 表现为胸中满而振寒，咽燥不渴，时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粳米粥， 用桔梗、甘草各■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再服。又如吴茱萸一药之下，引方三首，即张仲景治呕而胸满者，用茱萸汤：吴茱萸一升，枣二十枚，生姜一大两，人参一两，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每服七合，日三次；《姚僧垣方》治大小便突然不通顺，取吴茱萸南行枝，取一节如食指中节长，

含口中，即可通顺；《删繁方》治疗脾劳热，脾中有白虫，病人频频■心呕吐，用东行吴茱萸根一尺，大麻子八升，桔皮二两，用酒一斗浸一夜， 再用微火煨暖，然后于清晨饮汤，虫便可打下，或死或半烂。就此两药所引的《古今录验方》、《集验方》、《姚僧垣方》、《删繁方》等，都是六朝、隋唐时期重要方书，并已全部遗佚。苏颂所辑的这些方剂，每方大多包括病因、病位、症侯、病程、预后及处方、制剂方法、服法、疗效等等内容，这就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医药资料。苏颂开创了这种以药带方的本草学体例，为其后的医药学所继承。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每药之后，以“附方”为目，详列有关方剂，颇受苏颂的影响。

《图经本草》是我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本草图谱，然而很遗憾，它失传了。至今我们只能在其后的著作如北宋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及其衍生发展出来的著作(如艾晟等修订的《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曹孝忠等修订的《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和南宋张存惠增订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巨著中读到苏颂当年所定的图文。虽然完璧已无缘得见，但从后世的大量征引中还可看出苏颂原书的重要性和对后世的影响力。当代科技史家王振铎称该书是“隋唐到元明之间医药学的桥梁”，“是嘉■以后各家本草的研究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开路者”，这些评价是非常精辟的。

当然，苏颂的书也是有缺点的。李时珍在肯定该书“考定详明，颇有发挥”的同时，也指出了书中还有多处“图与说异，两不相应”的疏漏。然而，李时珍又正确地指出，这是“小小疏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