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慎微《证类本草》的学术成就

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的这部巨著，几乎囊括了他以前的主要本草著作精华，在汇集并保存古代本草资料文献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这部著作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证类本草》内容丰富，首先，唐氏将

《嘉■本草》与《本草图经》合二而一，收录了二书全部内容。其次，他引用了《海药本草》、《食疗本草》、《本草拾遗》等古代本草著作。全书收录药品 1746 种，其中 8 种是唐氏新增加的药味，其余均录自前人本草原有的记载。唐氏对宋以前手抄本草文献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整理， 集其大成。此外，唐氏还搜罗了经史子集等非医书中有关医药文献，大大充实了本草学的内容。唐氏还将药物炮炙以及方剂内容融合于本草著作中，因此，使得《证类本草》成为一部综合性的大全本草巨著，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本草学成就。《证类本草》虽为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由于他以

《嘉■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础，因此他将宋朝官修本草和全国性本草学调查成果汇集于书中，再加上广征博引本草古文献，使得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李约瑟(J.Needham)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称赞该书“要比 15 和 16 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证类本草》在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使它成为宋代及其以前本草学的渊薮。该书成为后人了解、辑佚古医方和本草书的重要文献。唐慎微在汇纂古文献时，采取严谨的引录方法，原文照录，并标明原书出处，因此书中清晰地反映了历代本草书籍记载的原貌。我国古代珍贵本草文献多已散佚，这些书籍均赖《证类本草》的汇集得以保存。今人通过《大观本草》和《政和本草》等现存本，辑复出几部主要古本草著作。例如《本草图经》这部重要著作，原书已佚，而该书珍贵的药图资料有九百多幅收载于《证类本草》各版本中。李■的《海药本草》记载了很多来自海外， 或自海外移植于南方的药物，唐慎微在编撰《证类本草》时，首次摘引了此书，因此保存了有关本草文献。又如《雷公炮炙论》为后世多种本草著作所引用，也都是转引于《证类本草》。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时引用的 240 多种书籍，主要幅篇是采录本草和医方书。对于唐氏在保存医药古文献上的历史功绩，李时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本草纲目》序例中说： “慎微貌寝陋，而学读博。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 皆其功也。”

唐慎微对本草学的整理研究，既继承了传统的整理方法，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有所创新。唐氏的创造精神主要是从医疗实际应用出发， 将药物炮炙和有关处方汇集于本草著作中，从而大大地丰富本草学的内容。中药的炮炙直接关系到药物的疗效，宋代医家很重视遵古炮炙。唐氏将炮炙的内容充实于其著作中，反映了宋代医药界重视中药炮炙的治学趋向。关于炮炙知识，从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有对药物“阴干”、“曝干”等记载，历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产生了第一部专书

——《雷公炮炙论》。唐氏《证类本草》是我国本草著作中首次大量引述

《雷公炮炙论》内容，据有人统计，《证类本草》中有 277 味药名下引述了炮炙论的文献。通过唐慎微的整理研究，将药物的加工炮炙和本草产地、采集、鉴别形态和主治功用等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丰富了本草学内容，而且更切实用。同时，《雷公炮炙论》这部医药文献也赖唐氏著作而流传于世，后人引用该书大都转引于《证类本草》。

唐慎微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临床医生，他在编撰本草著作时，在传统的整理方法上加以发展，创造了“以方证药”，医药结合的体例，从而使得本草书更便于临床医家应用。宋以前的本草书，大多只是单纯记载药物形态与功效，不涉及附方，唐代孟诜《食疗本草》中曾附有食疗方(或者可以说这部本草书本身就是从补养方增补改编而成的，所以方药结合一体)，而其他书籍均是本草与方书分开。中医临证用单味药治病比较少，而多数为几味药君臣佐使构成复方，所以中药主治与功效往往在处方中体现。依据中医学特点，唐氏编撰本草著作时，创造性地发展了本草文献整理研究方法，采用“以方证药”，方药对照的新体例。唐氏“因本草旧经，衍以证类”(《政和本草》曹孝忠序)，虽然他博采经史百家，及至仙经道书中有关知识，但主要还是大量摘录医方，以证其类。他将医方资料各从其类， 以印证有关药物的功用。唐氏在因循本草旧经基础上所作的这种推衍发挥，进一步体现了医药结合的优势，使得本草著作有了更广的实用价值和增添了生命力。自唐氏以下本草诸书，多沿用以方证药的编写体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附方内容更加丰富，唐氏治学方法广泛为后人所采纳。

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不仅仅限于汇集前人本草文献，他在引述每味药历代本草文献记载之后，附列医方以印证同类药物功用，对本草学内容作了较大的推衍发挥。《证类本草》书中大约收录附方近三千首，这些方剂引录于历代方书。唐氏广征博引，从《证类本草》(晦明轩本)前所列“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查看，其中有方书 80 余种。唐氏摘录资料一是来源于唐代《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古代方书，另一部分引用于宋代新编的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宋朝时，我国朝野普遍重视搜集验方和编纂方书，例如宋太宗曾亲自收集名方千余首，其后又命翰林医官院，把医家经手家传应效药方献出，合起来共万余首，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 982 年)着手编纂《太平圣惠方》。除官府组织人力、物力编纂大型方书外，民间个人编撰的方书亦不在少数，这些丰富的素材为唐氏著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前面提到唐慎微的著作汇集了宋朝官修本草和全国性药物调查研究的成果。不仅如此，这部巨著还大量吸收了宋朝多年致力于方书整理研究的成果，通过方药对照的方法，征引医方“衍以证类”，因而使得本草学面貌一新。《证类本草》是在宋代官修本草《嘉■本草》的框架上编写的。李时珍评价《嘉■》“其书虽有校修，无大发明”，虽然评语不免失于苛求，但此书仅拘泥于“校修”的说法比较中肯。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时对传统的“校修”本草方法有所突破，由于开拓了“以方证药”的新体例，使得这部著作比宋代两次官修本草内容丰富，学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特点为医与药相兼，更切合临证应用。因此，朝廷主持编纂《圣济总录》(一部大型方书)的医官曹孝忠认为：“《证类本草》诚为治病之总括”(《政和本草》曹序)。唐氏的著作经由官府刊刻为《大观本草》、

《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多种刻本，广泛传播于世间。自宋代以来，

此书在我国风行四百余年。至明代李时珍以此书为蓝本，编著出一部更为杰出的本草著作——《本草纲目》。

综上所述，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全面继承了前代本草文献， 成为此之前本草渊薮；同时，在本草旧经基础上加以推衍发挥，大幅度地充实了炮炙加工内容，并将本草与医方结合，以方证药，从而使得本草学面貌一新，将宋朝本草整理研究推向新的高峰。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在我国本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证类本草》的编撰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唐氏处于北宋时期，当时本草由手抄转向版刻，这时采用汇纂方法，忠实原书的照录很有必要。唐氏只着眼于辑录，很少表述个人学术见解、用药心得及辨药经验等，这是美中不足之处。《证类本草》在药物分类上悉遵唐代

《新修本草》(分玉石、草部、木部、禽兽部、虫鱼、果部、米谷、菜部等)， 仅禽兽部细分为人、兽、禽部，其他的分类方法没有大的进步。书中对每味药物的记述拘泥于古人的辑录方法，是按文献年代先后堆积诸家本草资料，而不是按药学专题分项论述。唐氏著作中的局限性，随着本草学的发展而为后世医家所突破。唐氏的著作在数百年间被视为官方本草书范本流存于世，至明代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取代，唐慎微在本草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中国医药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