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

张平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5 年)生；元和七年(公元 812 年)卒。地理学。

杜佑出身于大官僚世家，祖上有好几代做大官，其父杜希望，玄宗时曾做过鄯州都督，颇有军功。杜佑凭借先人的勋业入仕，在浙西观察使(后任淮南节度使)韦元书的扶植奖掖下，官至御史大夫，膺任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官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王叔文进行改革时，充度支盐铁等使，主持财政工作。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拜司徒，封岐国公。

杜佑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全盛走向衰败之时。安、史叛乱之后， 藩镇跋扈，宦官擅权，外族入侵，剥削加重，中唐盛时建立的各项典章制度，有些正在遭到破坏。所有这些都使身居封建统治集团高位的杜佑极为关注和忧虑。开元末年，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

《政典》35 卷。杜佑得其书，颇受启发，于是决心博采群籍，在《政典》的基础上，编著内容更为丰富和广泛的《通典》一书，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想以此吸取历代统治经验，为唐朝的统治服务。于是从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开始，到贞观十七年(公元 801 年)，共历35 年修成《通典》一书，献上朝廷。

《通典》共 200 卷，全书内容按类目分为 8 典，首为食货 12 卷(卷 1

—卷 12)，次选举 6 卷(卷 13—卷 18)，职官 22 卷(卷 19—卷 40)，礼 100 卷(卷 41—卷 140)，乐 7 卷(卷 141—卷 147)，兵刑 23 卷(卷 148—卷 170)，州郡 14 卷(卷 171—卷 184)，边防 16 卷(卷 185—卷 200)，类目之下，再分子目。全书以事类为中心，按朝代顺序叙述各种史实。每典之前冠以总论，叙事中寓论断，间作小注，补订材料。这样所记上自传说中的黄帝， 下至唐天宝末年的历代各项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翔实可征，其中唐代部分，尤为详尽、可贵。

《通典》的篇目安排次序和以往正史诸志不同。自汉代以来，史家通常以礼乐、天文之类置于志首，《通典》却先述食货。杜佑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他屡绾国家财赋，深刻体验到社会经济对政治、文化的重大作用。因此，食货典涉及到了生产和流通的整个过程。

《通典》中，“礼典”居其半，这和杜佑深受六朝、隋唐时重礼的社会风气熏陶有关，他主观上认为唐朝的衰落，“礼崩乐坏”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百卷礼典中，前 65 卷阐述了历代有关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情

况；后 35 卷乃是摘抄《大唐开元礼》而成。这部分资料非常丰富，是今天人们了解和研究六朝、隋唐时的风俗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参考文献。

《通典》将史书中的地理志内容改编为州郡、边防两典。州郡典，专记疆域地区沿革，它以(禹贡)九州为纲，下系历代区划沿革，凡 14 卷，序

目上下 2 卷，古雍州 2 卷，古梁州 2 卷，古荆州、豫州 1 卷，古冀州 1 卷，

古兖州、古青州、古徐州 1 卷，古扬州 2 卷，古荆州 1 卷，古南越 1 卷。序目上叙上古至隋的行政制度和疆域政区沿革，序目下首记唐天宝前的行政制度，次以《禹贡》九州为大区，总叙各大区沿革，析历代州县于其中， 最后记唐开元十五道统辖的州县。自此以下各卷，就《禹贡》古九州各州境内唐设郡府记沿革、治城、辖县等，每州后附叙“风俗”一项。全书中每记一地，必置于历史范畴之中，历陈历代沿革，条贯极为清楚，而且首创在沿革地理撰述上记载军事区划驻地及兵员、戎马、粮饷之数，是研究唐代军事编制、军力分布、装备和给养诸问题的珍贵资料。杜佑在编纂此典时，摘引资料都以正史地理志为主，很少采用地记、图经，并且书中极诋《水经》及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是此州郡典的一大缺点。

州郡典除了记述疆域政区，还载有附论。附论是杜佑所作的专题考证或发表的学术见解，颇有新的见地。例如，我国古代对积石山以远的河源不太了解，因而产生不正确的想法，认为黄河的上源，是由罗布泊(汉时称蒲昌海或盐泽)潜入地下以后又由积石山重新出现，成为黄河的上源，人们误将昆仑山以北的罗布泊水系与昆仑山以南的黄河水系联系起来。这种“伏流重源”的观点从西汉张骞起，一直流传，影响很大。唐玄宗时，徐坚撰

《初学记》，仍授此说。杜佑根据唐人对河源的了解，以及自己对文献资料的考证，第一次指出“伏流重源”说的错误。他认为：“汉时群羌种众， 虽多不相统一，未为强国，汉家或未尝遣使诣西南羌中。宁有今吐蕃中， 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无不言之。吐蕃自云： 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而《汉志》不谓河之本源，乃引葱岭、于阗之河，谓从蒲昌海伏流数千里至积石山，斯又班生之所未详也。”他的考辩，对于澄清“伏流重源”说的错误影响，把人们的认识引导到正确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边防典记载了历史上中国四面的部落和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书中共介绍了 193 个部落和国家，其中东夷方面 20 个，南蛮方面 55 个，西戎方

面 76 个，北狄方面 42 个。由于杜佑身在西北，亲眼目睹，故西北方面的记载尤为翔实。边防典中保存了很多我国少数民族及邻国的珍贵材料，是今天研究边疆史地，中外交通史和民族史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通典》博采经史，精选时论，所征引典籍不下 200 余种。由于所引诸书，颇多佚编，故《通典》中保存了大量的今已失佚的书籍片断及文章。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近 900 条是从《通典》中辑出的。从地理学上说，最为珍贵的是在《通典》中辑录了《经行记》一书的部分内容。杜环在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随镇西节使西征，为大食(阿拉

伯)所败被虏，在大食境内留居 10 余年，至唐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附商舶经印度洋归国。归国后将国外见闻写成《经行记》一书。可惜该书久佚，

但《通典》中保存了该书的 1500 多字的片段资料，能够翔实反映杜环西行的经历和所到的波斯(今伊朗)、大食、拂■(东罗马)、苫国(叙利亚)、摩邻(今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处的地理情况，记述了唐代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包括科技方面交往的情况，故成为研究中亚、西亚史地情况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后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都转载它。

杜佑学识渊博，治学勤谨。他自幼随父读书，“性嗜学”。在从仕之后，即使位极将相，他仍手不释卷，经常挑灯夜读到深夜。《通典》从草创到完稿，历经 35 年之久，融进了杜佑一生的学知。此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以其内容宏富，体例严谨，考证详赅，自问世千年以来，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后世学者，仿照《通典》的体例，相继编撰了此类专书，如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以及清代敕修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还有刘锦藻所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因而历来有“三通”、“九通”、“十通”的习惯说法。此外， 诸如《唐会要》、《五代会要》、《明会典》等等也是在《通典》的影响下产生的。由此可见，《通典》一书学术地位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