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马鲁丁

胡铁珠

扎马鲁丁(Jamāl al-Din)生年不详，主要活动于 13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1290 年前后卒。天文学、地理学。

关于扎马鲁丁的早期历史，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波斯马拉盖城(今属伊朗)的天文学家，受当时统治波斯等地区的旭烈兀汗派遣而到忽必烈处供职；另一种则认为他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尚未登位时，曾征召回回天文学家为他服务，扎马鲁丁于 1259 年前后应召而至(也有人认为他是

40 年代或 50 年代早期到中国的)，此后数十年扎马鲁丁在中国从事过众多

的科学活动。至元四年(1267)，扎马鲁丁曾造西域仪象 7 件，并于同年撰进《万年历》。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在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建成回回司天台，扎马鲁丁被任命为提点(相当于台长)。当时这一回回司天台由西域天文学家用阿拉伯天文仪器进行观测，并负责每年编印回历供政府颁发。司天台内还藏有西域文字的天文学和数学书籍，其中包括托勒玫(Ptolemy)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Elements)等，因此它堪称是当时中国的研究阿拉伯天文学的中心。至元十年(1273)，扎马鲁丁以回回司天台提点的身分被任命为新设立不久的秘书监的两名长官之一，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书籍和阴阳禁书、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了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后来这项工作在扎马鲁丁的领导下进行，它的成果就是 755 卷本的《元一统志》。同年，他率人匠织造撒答刺欺，这是波斯的一种纺织品，这说明扎马鲁丁把波斯的纺织技术带到了中国。至元二十四年(1287)，扎马鲁丁升任为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成了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最高机构的从二品大员。

扎马鲁丁一生中较为重要的科学工作是制造西域仪象、撰进《万年历》以及编纂《元一统志》。

《元史·天文志》中详细记载了扎马鲁丁制做的 7 件西域天文仪器的形制、结构和用途：(1)“咱秃哈刺吉”，为托勒玫式的黄道浑仪，用来测定天体的黄道经纬度。(2)“咱秃朔八台”，为托勒玫式的长尺，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天体的天顶距。(3)“鲁哈麻亦渺凹只”，是一种测量太阳过赤

道时的位置的仪器，用来确定春、秋分的时刻。(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 是测量太阳过子午线时的位置的仪器，用作确定冬、夏至的时刻。(5)“苦来亦撒麻”，即天球仪。(6)“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这架地球仪上第一次反映出来的。(7)“兀速都儿刺不”，即星盘，是一种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这 7 件西域仪象和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点之外，无论从结构还是功用来说，都是大不相同的。它们虽满足了回回司天台的需要，但对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发展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其主要原因，一是这些仪器不符合中国天文学所特有的使用赤道坐标的传统；二是与这些仪器运用有关的数学知识、计算方法(如三角学、欧氏几何学、球面三角学)等并没有在当时就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使用这些仪器。尽管如此，有人认为元代郭守敬对浑仪的简化及所制简仪中采用的 360°分划制、窥衡、圆室以及元、明两代修建的晷影堂等，都有可能是受了扎马鲁丁制成的西域仪象的启发。

据《元史·历志》记载：“至元四年(1267)，西域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这个《万年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具体的资料，只能从《元史·仁余本纪》中知道它曾行用过几十年。据分析，《万年历》与 1278 年以后由扎马鲁丁的副手可马剌丁以《回回历》名称编算颁行的历法可能是同一回事，即便不同，它们的宇宙体系、计算系统和数学方法也应都是建立在阿拉伯天文学基础之上的。《万年历》的编纂适应了我国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需要，开创了以后三百多年间我国政府编纂回历的传统。

《元一统志》(当时也称作《大元大一统志》或《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书。《元秘书监志》中摘录了扎马鲁丁发起纂修这部书的奏文。据记载，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扎马鲁丁做了许多具体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全书于 1291 年完成，共 755 卷。1303 年经孛兰■等人重修

后达 1300 卷。目前该书绝大部分已经佚失，近人赵万里曾汇辑现存残片，

于 1966 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由于《元一统志》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加之从扎马鲁丁在奏文中提出的要把他掌握的大量西域地图与原有汉文地图汇总成一个图的建议推断，他很可能把阿拉伯的地理知识和地图绘制法传入了中国，因此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它的散佚也就格外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