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和

赵璞珊

张子和名从正，号戴人。金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 12—13 世纪。中医学。

金刘祁《归潜志》记载张子和曾从刘祁之父刘从益(字云卿)学医，熟读《内经》、《难经》，学宗刘完素，善于使用寒凉药物，很受一部分士大夫的称誉。张子和为人比较放诞，没有威仪，喜作诗、饮酒。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一度被召入太医院并随军于江淮各地。后因厌恶官场生活遂辞去官职，隐居民间看病。对于张子和辞去太医院职，有许多传说，有人说他“医杀二妇”，有人则谤他“医杀颖守”。后经张子和好友名士麻知几(九畴)了解真相，认为这是对张子和的诽谤，因为张子和经治的一些病人都很危重，有的死去了，就归罪于他。事实上，张子和不仅医理贯通，并能应付疾病无穷变化，所治之病，每每能应手痊愈。元好问《中州集》载“李曳赠国医张子和诗”写道：“禁御喧喧以字行，粗工往往笑生；天将借手开金匮，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动成千日醉，留连翻■五侯鲭；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粘要指名。”也是讲张子和在太医院期间，曾受诽谤，但他医术高超，辞官以后，以诗酒为娱生活的情况。

张子和的医学著作有《儒门事亲》15 卷，这是他和友人麻知几、常仲明经常在■水(今河南许昌附近)论学，并将平日为人医疗的事迹加以辑录而成。当时张子和医名很大，麻知几文名也很高，由张子和发挥医理，麻知几润色文字，便有“二绝”之称。《医籍考·儒门事亲》条，弓张颐斋曰：“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征君，指麻知几曾受朝廷征召而不仕；宛丘，则是对张子和的尊呼。

《儒门事亲》前三卷包括七方十剂等 30 篇论述。第 4、5 卷，述风、火、湿、暑、燥、寒六个门类证候特点，共计一百篇论述。6—9 卷，记十形(指风形、暑形、火形、热形、湿形、燥形、寒形、内伤形、外伤形、内积形、外积形)，共 139 篇论述。另有杂记九门，主要论述汗、吐、下三法

之应用。第 10 卷撮要图共 44 论，主要论《内经》运气与疾病关系。以下各卷则论三法六门代表方剂，还录存刘河间《三消论》和《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以及为医需知要点、常用方等。篇目比较繁杂，但是全书医学要旨重在攻邪是很清楚的。其书名所以称《儒门事亲》，是表示供读书通理之人奉养亲老所用的意思。

张子和的主要学术思想是：

主张“邪气”说。张氏曾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他把人身疾病原因，统归于邪气所致。他认为消除邪气的惟一方法，是用“速攻”去解决。张子和指出，有一些医家在人中邪气以后，首先考虑的是用“补”法去充实元气，以此达到消除邪气目的，这种理论是不对的。因为病邪有自外部侵入人体，也有由体内发生，病邪有时可以自行消失，有的病邪经久亦难抑制，甚至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仅先设想去巩固元气，这样很容易在人体元气还没有恢复时，病邪已进一步发展。他引用古代传说夏鲧应用堵塞方法治理洪水，结果使洪水更为泛滥的例子，来阐明治病首要在疏通邪气，使病邪消失。所以张氏说：凡“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他认为“邪去而元气自复”。
提倡汗、吐、下三法。张子和将邪气之说，概括为天邪、地邪、人邪三方面。天有六气：风、火、暑、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

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三者太过，均可成邪。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病在上之邪，多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可发疼痛走注，四肢肿痒拘挛。在中之邪，多风痰宿食，病在膈部或上脘。在下之邪，多寒湿固冷，热客下焦。

根据以上认识，张氏认为凡在上之邪，可以用发汗方法治疗。在中之邪，属风痰宿食之疾，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病，可以用泻下方法治疗。所谓汗法，包括炙、蒸、熏、渫(洗涤局部)、洗、熨、烙、针刺、砭射(砭石)、导引、按摩诸法，用以达到解表发汗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鹅羽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渗出不断)、嚏气、追泪，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积。所谓下法，不仅通下，还包括催生、下乳、磨积(消除积滞)、逐水、破经(通经)、泄气等均属之。

《儒门事亲》第 12 卷曾列有吐、汗、下三法的代表方剂。吐剂

三圣散：防风，瓜蒂，藜芦。

瓜蒂散：瓜蒂，赤小豆，人参，甘草。稀涎散：猪牙皂角，绿矾，藜芦。

郁金散：郁金，滑石，川芎。茶调散：瓜蒂，好茶，■汁。独圣散：瓜蒂，■汁。

碧云散：胆矾，铜青，粉霜，轻粉。常山散：常山，甘草。

青黛散：猪牙皂角，玄胡，青黛。汗剂

主要为防风通圣散、双解散、浮萍散、升麻汤，以及张仲景麻黄汤、桂枝汤等方。

下剂

导水丸：大黄，黄芩，滑石，黑牵牛等。通经散：陈皮，当归，甘遂等。

水煮桃红丸：黑牵牛头末，瓜蒂末，雄黄等。

另有张仲景方：抵当汤，十枣汤、承气汤，陷胸汤等方。

由上可见，张子和治疗重在三法，以攻为主。并说明在用三法治疗的同时，亦可伴随■(熨、摩)、导(导引)、按(手按)、■(抬足)之法辅助。用药也有减有增，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强调食补。中国医学治疗一向有八法之说，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张氏对于补法有独特见解。他指出：有许多人“尝知补之为利，而不知补之为害也。”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平补多用人参、黄芪。峻补多用附子、硫磺。温补多用豆蔻、官桂。寒补多用天门冬、五加皮。筋力之补多用巴戟、苁蓉。房室之补多用石燕、海马、阳起石、丹砂之类。张氏认为，这些补药如果用于治疗，不但功效不大，反而有害。举例说，以疟疾而论，本是夏天伤暑引起，有的医生却认为是脾寒而用温补之剂，反使病情加重。再如伤寒热病使用下法后，如果再以温辛之药补之，热当复作，甚至不救。又如泻血一证，血止之后，如果再用温补，可使血复热，小溲不利，或变水

肿。至于霍乱吐泻之病，本是风湿喝三方面具有之病，如果温补则会使疾病转危，峻补会召致死亡。小儿疮疱之后，如温补会发生痈肿■痛，妇人大产之后，心火未降，这时如用补药，疾病也会转危，甚至死亡。老人目暗耳聩，是肾水衰弱，心火反盛的原因，如果用峻补之法，会使肾水更枯竭，心火更旺盛。因此，很多疾病应用补法时，都必须谨慎。张子和依据

《内经》所言“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理论，主张人体阴阳之气必须保持平衡，可谓“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意思是说，人体疾病只要“有余”之病得到治疗，实际“不足”之病也就得到补偿了。这是平衡人体阴阳理论的一种认识。他还曾说：“余用补法则不然，取其气之偏盛者，其不胜者自平矣。”又说：“吐中自有汗，下中自有补。” “余虽用补，未尝不以攻药为先。何也？盖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以资寇。”这就是张子和与一般医生应用补法的不同观点。

张子和倡用的补法，主要是“饮食之补”。曾说，凡补“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即认为平日食用的肉、菜、谷、果都是营养人体之物，最宜于五脏，而不必寻求补药。张子和还认为：“凡药皆毒也。像甘草、苦参一类常用药，毒性虽不大，但久服必有偏胜。”

《儒门事亲》一书所举各类证候，附有医案，多引述《内经》医理，并按男女老幼，以及生活于富贵或贫穷之家的不同体质，辨证论治。

对于张子和的医学见解，在他生前就有很多议论。因此，张氏在《儒门事亲》专列“群言难正”一节，其中包括“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妒才，群口谤戴人”专题，表示对当时一些人的不同意见的辩驳。

后世对于张子和医学思想评价仍属不一，持不同意见最富代表性的如元代朱震亨，他在《格致余论》一书中说：“余阅张子和书，惟务攻击，其意以为正气不能自病，因为邪所客，所以为病也，邪去正气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浅之不同，立为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书，将谓医之法尽于是矣，后因思《内经》有谓之虚者，精气虚也；谓之实者，邪气实也。邪无自入之理，由是于子和法，不能不致疑于其间。”即认为张子和以攻邪为主，立汗、吐、下三法与《内经》理论并不相符。支持张子和医学见解的，如明孙一奎在《医旨绪余》就说：“张戴人

医亦奇杰也，世人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即明理如丹溪《格致余论》，亦讥其偏。丹溪之说出，益令人畏汗、吐、下三法如虎，并其书置之，不与睫交，予甚冤之。予惟人之受病，如寇入国，不先逐寇，而先■循，适足以养寇而扰黎元也。戴人有见于是，故以攻疾为急，疾去而后调养，是得靖寇安民之法矣。”对于张子和医疗主张表示理解和维护。

《四库全书总目·儒门事亲》条称：“从正宗河间刘守真，用药多主寒凉，其汗、吐、下三法，当时已多异议，故书中辨谤之处为多，丹溪朱震亨亦讥其偏，后人遂并其书置之。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惟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要在未明从正本意耳！”论述意见比较温和，要求人们深刻理解张子和治疗原意。

另外，清人章楠《医门棒喝》则谓：“张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议论以汗、吐、下为妙法。”即认为张子和应用“攻邪”和三法，只适用于贫寒之人，因其体质强壮，故可经受。至于富贵膏梁之人，因为体质本虚，是不适用的。

在张子和去世后的几百年中，对他的医学主张，不断有人从各种角度去评论，也不断有人去实践。特别是在我国北方，张子和的“攻邪”思想，汗、吐、下三法应用，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他被称为“金元四家”之一，称他为“攻邪”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