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事科学的产生

**（一）古代战争实践的发展，为军事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四五千年以前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黄河下游的太昊部落和少吴部落，东南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之间的暴力冲突。其中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最为著名。他们为争夺适于牧猎和浅耕的地带，在涿鹿之野展开长期争战。蚩尤族勇猛膘悍，联合巨人夸父族与三苗部族，攻击黄帝族。传说蚩尤率领所属 72 族（或说 81 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九战九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吹号角，击夔鼓，乘蚩尤族迷惑、震慑之际，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并在中冀之野（今河北地区）将其擒杀。

考古发现，在西班牙勒文特地区有反映原始人（中石器时期）作战的壁画。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原始人手持弓矢，相互对射的场面①。在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有很多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形态的传说。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亚人战争，古印度《摩河婆罗多》中的十王之战。

恩格斯指出原始社会部落之间战争的基本原因，一是“血族复仇”，“对侵犯进行报复”。一是夺取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如“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②，“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③。在相当长时期内，战俘是被杀死的。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的劳动力能生产超过自身基本需求的产品后，战俘被转变为奴隶而活下来，“奴隶制被发现了”④。于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

① 《列宁选巢》第 4 卷，第 4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① 参见（苏）费兰采夫主编《世界通史》第 1 卷，第 122—123 页，三联书店 1959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0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9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的营生”⑤。

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出现的第一个阶级社会。从公元前 40 世纪至前

21 世纪，埃及、亚述、印度和中国等，先后进入奴隶制社会。公元前 20 世

纪至前 2 世纪，欧洲的罗马、希腊等也先后进入奴隶制社会。奴隶社会战争在原始社会战争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

军队一经出现，便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夏禹之子启取得王位后，与反对者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南）。启的军队由六“卿”统领。原始社会由部落成员参加的战争，这时己转变为由军队进行的战争。商代军队编制的最大单位是“师”，士卒由贵族和自由民充任，战时应召出征。奴隶在军中一般只担任运输或勤杂劳役。西周军制沿袭殷商而有所发展，严格实行“国人”从军。据《周礼·夏官》记载，已有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商代军队有 3 个师 3 万人，西周军队大约有 14—22 个师，

14 万至 22 万余人之间，且各诸侯国都拥有自己的军队。

人类早期的战争，以狩猎工具为武器。随着生产力与战争的发展，出现了兵器。公元前 21 世纪，我国夏王朝军队，己能制作刀、戈、戚、链、予、匕首等青铜兵器。商代有了专门炼铜的柑锅，能较大量生产铜兵器，开始了以金属兵器力主的时代。西周制造铜兵器的技术和形式都有显著的改进，出现了合戈、矛为一体的戟。周代青铜兵器进入鼎盛时期。作战形式以车战为主。据文献记载，夏初甘之战已出现战车。商在灭夏的鸣条之战中使用战车70 乘，商代后期即以车战为主要形式。西周军队主力是战车兵，以车乘力基

本作战单位，每辆战车除车上甲士外，配属若干徒兵。周武王伐纣用战车 300

乘，周宣王攻楚用战车 3000 乘。车战一般只在平原地区进行，根据地形情况将战车列成方阵，作战时敌对双方实施正面冲击。战争规模不大，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期每次战争发兵数目多为三五千人至方人左右。战争的胜负通常由一次车战决定。商代武丁对舌方、鬼方、芍方的几次战争，使用兵力在五千至三万人之间。

古代东方和欧洲一些国家，如埃及，印度、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亚述、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等奴隶制国家，为了扩张领土和掠夺奴隶，进行过无数次战争。埃及军队开始以步兵为主要兵种，实行募兵制。公元前18 世纪末叶西亚喜克索人入侵埃及，此后埃及建立战车兵，其军队战时编成

军团出征。公元前 6 世纪中期，开始使用铁兵器。亚述军队公元前 8 世纪进入铁器时代，建立了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工乓等兵种。古希腊、古罗马等都曾建立强极一时的军队。

世界各奴隶制国家，在长期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对战争准备、军队组织、作战方法、兵器使用、物资补给等方面有了一些理性认识，为军事科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专门军事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科学的产生。**奴隶社会战争的发展，使谋略运用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夏少康以武力夺回王位时，在战前就注意谋略运用，还派出了军事间谍。商灭夏，采取了乘夏王桀的统治出现危机时，首先各个击破夏的几个属国，使夏孤立无援，尔后与之决战于鸣条的方略，一举打败了夏桀王。建立了商王朝。周灭商也采取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剪除对方羽翼的谋略，然后趁商王室内部纷乱、商都空虚之机，联

⑤ 《马克思恩幅斯选集》第 4 卷，第 10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合诸侯大举东征。牧野之战武王誓师，在阵前声讨商纣王罪行以激励将士斗志，规定统一战斗动作以保持阵形严整，并严申不准杀降以瓦解商军。誓师后即乘势向商军发起猛烈突击，商军纷纷倒戈，纣王兵败而亡。商灭夏与周灭商，战前都重视探察对方虚实，获取情报，用间是相当成功的。

古代军事理论，并非一开始就以兵书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国家的典章法令和其他文献之中。从考古发掘证实，我国最早的军事文献资料，保存在公元前 13 世纪的殷商甲骨卜辞中。殷商史官已经开始记载参加战争的人数、编组和作战队形的排列。西周金文《不簋盖铭》已记载军事家在军事行动前，对军队的行进速度、战场地形条件等问题作了周密的考虑。比我国现存兵书更早的儒家经典《周易》、《诗经》、《尚书》等，也记载了极其珍贵的军事资料。《周易》是卜的记录，由于战争是卜的重要对象，因此记载有进攻战、防御战、伏击战、遭遇战、征兵、动员、训练等。写战争的专卦有《师》、

《同人》、《离》、《晋》四个。《师》卦讲军队的纪律、军队组织、扎营、训练、奖赏等。在这一卦里出现了简单的军事理论雏形，如“师出以律。否，凶。”意思是军队行动要有纪律，纪律不好会打败仗。《同人》一卦里出现了战术思想的萌芽，如“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意思是把军队隐蔽在深山密林里，占领制高点。《晋》卦还指出，“晋如鼠，贞厉”，意即进攻而胆小如鼠，就要失败。“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提出打了败仗，不要气馁。只要坚持斗争，就会打胜，无往而不利。《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献汇编，记载有古代的军事制度、战争情况和用兵之法。专门记载军事的有《甘誓》、《汤誓》、《牧誓》等。“誓”就是进行战争的誓词和动员令。《诗经》中有不少诗篇记载我国古代帝王用兵之道。《周礼》记载了周代的兵制。总之，我国古代一些古籍文献中有记载战争等军事活动的丰富资料，为专门军事著作的问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 8 世纪左右，我国已出现了专门性的军事著作《军志》、

《军政》。它是目前最可信的我国古代军事科学产生的重要标志。虽然这两种书早已散佚，但从其他典籍的引录中仍可窥其一斑。如《军志》主张“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 28 年）。“先人

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 21 年）。“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见唐杜佑《通典》）。“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孙子·军争篇》杜牧注）。《军政》提出，“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

（《孙子·军争篇》张预注）。从上述引录可以概要地领略到《军志》、《军政》的战略战术思想：强调只要内部团结、政权巩固、治理得法，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作战指导上，主张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退；有胜利把握时就先发制人，造成心理上的优势，挫败敌人的锐气；如果敌人强大，就避开锋芒，以逸待劳，乘敌人疲惫饥困，士气衰落时再打；在治军上，强调时刻保持战备状态，行止有序；在战场上，要进退有据，保持方阵的井然之序。这些理论，是初始阶段的军事科学对战争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

在奴隶制社会时期的战争实践中，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涌现出一批著名将领和统帅，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迦太基的汉尼拔，罗马的西庇阿和凯撒等。他们为赢得战争胜利，重视总结前人的经验，掌握用兵的方法和适合当时条件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古代的战争艺术。如亚述帝国在征服邻国时采

取了逐步蚕食、各个击破的战略，希波战争中，雅典等城邦采取两翼突击、诱敌决战等战法，打败波斯军。亚历山大东侵时采取陆海军协同和骑兵突袭的战法。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运用出敌不意、翻越天险、伏击和包围迂回战法，在坎尼之战中以劣势兵力打败罗马军队等等，在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有关军事上的重要论述，主要反映在哲学和军事史著作中。如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试图解释战争的起源问题。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和色诺芬等，分别著有《希腊波斯战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史》和《希腊远征波斯记》，记录了古希腊奴隶主所进行的多次战争史实。色诺芬在其著作中还探讨了军队的补充、组织、装备和训练等军事原则。

奴隶社会军事理论带有初始阶段不够成熟、尚处萌芽时期的特点。但它是封建社会军事科学兴盛的基础，对后来军事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