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产生

约从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3 世纪，为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即由奴隶社会逐渐进入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由于铁工具的产生和使用，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使生产力迅速提高，田制、赋税、社会的阶级结构等在逐渐变化，促使生产关系由奴隶制度转变为封建制度。在这一变革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封国与王朝的矛盾、各封国之间的矛盾、华夏民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矛盾，都汇集到一起。为解决这些矛盾，战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由于各诸侯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发展不平衡，强弱不一，经过战争，有的更加强盛了，有的衰弱了，有的灭亡了，使这一时期成为相互兼并、强国争霸的时代。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战争在国家中的地位特别突出，它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强弱兴衰和生死存亡。研究战争，从事战争，成为各国的头等大事。上至国君，下至士人，各派思想家（儒家、墨家、法家、道家）、政治家和兵家，都对战争各抒己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军事思想处于繁荣、发展的时期。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世界历史分册，第 14 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② 宋时轮《军事科学》第 18、21 页，《中国军事科学》1988 年第 1 期。

① 《黄埔月刊》139 期第 6 页。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军事科学军事思想参考资料汇编》第 20 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军事方面的许多因素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兵器方面，铁兵器逐渐取代了铜兵器，兵器种类增多，质量明显提高。士兵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贵族、自由民变为农民与平民。军事制度与军队的规模、组织编成发生了显著变化。打破了过去兵民一体、“国人”从军的旧制，实行了征兵制和募兵制；改变了以车兵为主的体制，变为步、车骑和水军四个兵种。文武分家，有了专职的将帅。如“将军”、“柱国”、“尉”等，专管统兵打仗。在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方面，变化更加显著。春秋未期，开始易车战为步战，到战国时步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样式，车、步、骑配合。同时，还出现了水战，水陆并用，作战方法明显发生变革。

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为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繁荥发展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战争具体条件和战争情况的变化以及战争经验的积累，使人们对战争、军队的认识和指导有了更大的提高。因此，这一历史时期军事理论蓍作纷纷出现，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未期的《孙子》总结了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国时期《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等军事理论蓍作，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经验，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除这些兵书以外，还有记载战争史内容的《左传》，记载军思想的丰富多彩。

这些杰出的军事蓍作，基本上概括了冷兵器时代一般战争战略、战术的主要理论和原则，对军队的建设与运用，对战争的本质、起源、类型，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以及与天时、地理等因素的关系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打破了奴隶社会时期的鬼神论以及以天命观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体现了朴素的辩论法和唯物主义思想。这一历史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思想已得到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战争观方面。关于战争的起源、起因问题，最初只是认识到战争是自古以来就自然存在的。《左传》中针对“去兵”思想、提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战国时，吴起归纳出战争的五种起因：争夺名位、惊取利益、仇恨的积累、内乱、饥荒。尽管这种认识还比较肤浅，但他能从社会现象本身来说明战争的起因，在当时来说，已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

关于战争性质的认识，已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分。《左传》中提出“师直为壮，曲为老”，以“直”和“曲”代表正义和非正义。《孙膑兵法》中提到，战争的首要问题，是看是否正义。正义的战争，兵虽少，但会坚强有力。《管子》则进一步阐述了强兵未必胜，只有“行义”才能取胜的思想。对于“义”与“不义”，是从战争的目的和道德意义上来区分的，“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为义；“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利土地，欲利货”为不义。

关于战争的重要性问题。《左传》中已提出“国之大事，在祀在戍”的思想，认为战争是威慑邪恶，制止动乱，保国安民，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孙子》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思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中则进一步主张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统一，达到“王天下”的政治目的。《管子》亦提出通过战争来安定国家，成霸业，“外以诛暴，内以禁邪”。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问题。这一时期，一些兵家或其他思想家，大都持“慎战”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论语》中提到，“子之所慎，斋、战、疾”。

《孙子》中也突出了慎战思想。认为“主不可以怒而举师，将不可温而致战。一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才是“安国全军之道”。《孙膑兵法》提出“乐兵者亡”， “穷兵者亡”的思想。《管子》则辩证地提出“兵当废而不废，则惑也；不当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除上述“慎战”思想之外，比较突出的还有主张进行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及“以战止战”的辩证思想。《吕氏春秋》中说：“兵苛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司马法》中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行了征兵制和募兵制；改变了以车兵为主的体制，变为步、车骑和水军四个兵种。文武分家，有了专职的将帅。如“将军”、“柱国”、“尉”等，专管统兵打仗。在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方面，变化更加显著。春秋末期，开始易车战为步战，到战国时步战己成为主要作战样式，车、步、骑配合。同时，还出现了水战，水陆并用，作战方法明显发生变革。

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为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思想的繁荣发展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战争具体条件和战争情况的变化以及战争经验的积累，使人们对战争、军队的认识和指导有了更大的提高。因此，这一历史时期军事理论著作纷纷出现，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末期的《孙子》总结了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不朽的军事理论著作。战国时期《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等军事理论著作，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经验，继承并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除这些兵书以外，还有记载战争史内容的《左传》，记载军事典章制度的《周礼》，以及先秦诸子的论著等。都反映出了军事思想的丰富多彩。

这些杰出的军事著作，基本上概括了冷兵器时代一般战争战略、战术的主要理论和原则，对军队的建设与运用，对战争的本质、起源、类型，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以及与天时、地理等因素的关系等，都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打破了奴隶社会时期的鬼神论以及以天命观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这一历史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思想已得到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战争观方面。关于战争的起源、起因问题，最初只是认识到战争是自古以来就自然存在的。《左传》中针对“去兵”思想、提出：“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战国时，吴起归纳出战争的五种起因：争夺名位、掠取利益、仇恨的积累、内乱、饥荒。尽管这种认识还比较肤浅，但他能从社会现象本身来说明战争的地认识到战争的经济根源、经济目的及经济本质。《吴子》中列举了战争的五种起因，其中二种是与经济有关的，即争利、内乱、因讥。《孙子》、《孙膑兵法》都是用功利的观点看待战争，提出“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观点。《六韬》明确地把义和利联系起来，“同天下之利”为义，“擅天下之利”为不义，无论义战或非义战，都是利之争。二是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富国强兵的思想。《孙子》把土地面积、物产资源、兵力多少作为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膑兵法》认为，物质数量不仅决定战役、战斗的胜负，也决定国家的强盛和衰亡。《六韬》认为“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全，则国安”，还认为农业是治军之本的思想。农产品提供军需，农业人力补充兵员，生产技术可

以用于军事等等。《尉缭子》则更明确地提出把农业生产与战争联系起来的农兵合一的“农战”思想，“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这样，就“天下无敌”。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三是粮秣筹措对战争胜败的影响以及“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阜财因敌”等“以战养战”的思想。《孙子》提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膑兵法》提出“垒无其资。众恐，可败也”，即防守时无粮食就会失败；“积勿如，勿与持久”，即物资积累不如敌方，就不能与敌持久作战。《六韬》中提出，“中人绝粮，⋯⋯其将必降”，“绝其粮道，围而守之，必久其日”。就是说，使敌方粮食缺乏，是取胜的重要手段。对于装备、粮食的来源，《孙子》提出“善用兵者，役不在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杆一石，当吾二十石”。就是说，善于用兵的将帅，不能两次征兵，粮秣不能多次运输；装备取于国内，粮秣得之于敌区，军粮就可以满足了。而且，“因粮于敌”的好处是耗费少，效果大。《司马法》中则进一步提出“阜财因敌”，即多备财物的最好方法是使用敌人的所有财物，丰富和发展了“以战养战” 的思想。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已产生如下认识：一是“武植文种，武表文里”的思想，最早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尉缭子》中提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深刻而明确他说明战争是现象，是手段，处于从属地位；政治是根本，是本质。《司马法》中提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仁”。意思是说，以仁爱为根本。以正当的办法进行统治就是政治。政治达不到目的时，就使用权势（暴力），权势总是出于采用战争手段，而不是出于“中和”与“仁爱”手段。二是“兵之胜败，本在政”的思想。《孙子》提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于“五事”：道、天、地、将、法。道即指政治，“修道而保法”，“今民与上同意”。吴起提出“在德不在险”，即国家稳固的根本在于政治教化的修明，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尉缭子》提出，治兵寄于治国之中，国家富足安定，即使不出兵也能威制天下。并提出，“武者所以犯敌也，文者所以守也”，即用武力去攻取，用政治主治理的原则。此外，还把政治作为一种斗争手段， “凡兵有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道胜即指通过政治策略使敌失去战斗力。与此相近似的，还有《孙子》的“夺气、夺心”之说，《六韬》中的“文伐”之说等。三是“恃武者灭、恃文者亡”，“文武尽胜”的思想，即文治与武功兼用，文武结合，相辅相成的辩证观点。《司马法》提出，单靠战争或单靠政治都不能立国，只有二者兼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吴子》中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的思想，并认为只有国内和谐，才能对外用兵，“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孔子家语·相鲁第一》中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达到“文武尽胜”。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方面，有如下认识：一是已不同程度的水平。《孙膑兵法》、《尉缭子》等著作，都有许多类似的论述。

二是“以教为先”的思想。在上述“以治为胜”的思想中已体现了重视对士兵教育的思想，此外，还有较多的对士兵教育训练的重要性、内容、方

法等方面的论述。《司马法》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管子》说， ‘将徒人，与残者同实”，就是说，如果率领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同敌人作战，就等于率领一批残废人去作战一样。关于教育训练的内容，《管子》提出了“三官”、“五教”、“九章”。“三官”为：鼓、金、旗；“五教” 为：“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耳以号令之数；三曰，教其足以进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长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赏罚之诚”。“九章”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形作战时打出不同的旗子，士卒必须明了各种旗子的信号（《管子·兵法》）。

三是重视选拔“将才”的思想。认为将才关系到国家安危、人民生死。

《六韬》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尉缭子》说，“夫将提鼓挥俘，临将决战，接兵角刃，鼓之当，则赏功立名，鼓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存于桴端，奈何无重将也”。对将才的选拔条件，《孙子》提出“智、信、仁、勇、严”，《六韬》提出“勇、智、仁、信、忠”，认为“将不勇，则三军不锐”，“不仁则军不克”，“不信则不行”，“不严则不威”；“即受命”，要“忘其家”， “忘其亲”，“忘其身”，誓死完成任务。《吴子》提出，将领应“总文武”， “兼柔刚”，具体提出“理、备、果、戒、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哉；约者，法令省而不烦”，以及“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当然，在这些论述中，有的过分夸大了将帅的历史作用。

第三，关于对战争和具体作战的指导方面，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内容更加广泛、深刻、丰富多彩。在战争的一般指导方面主要有：

一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孙子》最早提出了认识和指导战争的规律。他指出，“知可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即备）侍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更可贵的是，这种“知彼知己”不是靠迷信鬼神，而是“必取于人”，具有了唯物主义观点。“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未战而庙算”，“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孙膑兵法》提出“知道，胜”，“不知道，不胜”， “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入阵之径，见胜而战，弗见而净”。是说要摸清战争的规律，有胜利把握才出战。《六韬》主张，能否进攻敌国，要先对形势进行正确的估量。“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管子》强调，必须知地（地形特点）、知形（阵法和行动）、知能（双方兵力、装备、士气等）、知意（双方意图），选用适宜的战法，才能克敌制胜。

二是“自保而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谋取胜的思想。《孙子》提出，作战的最高目的和要求是完全保存自己，又能取得彻底胜利。为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用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才是战场上取胜。“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入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这种以谋取胜，可以说是孙武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六韬》主张“文代”与武功并用，做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三是“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孙子》认为、战争中经济消耗大，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经得起长期的战争消耗。因此，提出“兵之情，主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四是兵贵定谋，先计后战的思想。《孙子》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保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乎于无算乎！吾从此观之，胜负见矣”。就是说，谋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的能取胜；谋划疏漏，胜利条件不充分的，不能取胜；事先不作谋划，不了解取得胜负的条件，就更无法取胜。《尉缭子》提出，“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是说，如果作战计划不先决定，思考的问题不早解决，部队就会进退不定，疑虑丛生，必然夫败。《管子》提出，“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平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是说，大凡进攻作战的原则、计划都要先定，否则，就等于自己打败自己，自己毁灭自己。还说道，“计缓急之事，则危而无难”，“察于先后之理，则兵出而不困”，“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慎于号令之官，则举事而有功”。是说，计虑好轻重缓急的事情，就是陷入危险境地也不会有灾难。通晓先发后发的道理，出兵打仗就不会陷入困境。掌握好进兵和回师的限度，就是深入敌境也不会发生危险。慎重地考虑号令的发布，兴兵作战就能获得成功。上述思想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又有相当的发展。

五是充分准备，“有备不败”的思想。《孙子》提出，“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是说，用兵的法则是，不要指望敌人不会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对付敌人的充分准备；不要指望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具有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左传》提出，“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即没有准备，没有计划，就无法率兵作战。

在具体作战的指导方面，主要有：运用“奇正”，正确地进行作战部署和实施作战的思想；根据双方的兵力对比，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的思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适时改变作战方法的思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思想；根据敌情、地形、双方兵力，组织好作战协同的思想；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的思想；先发制人，进攻速胜的思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