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实践是军事科学发展的基础

**（一）战争实践是军事理论的基本来源。**军事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战争实践活动是军事实践最基本的形式，是其他各种军事实践的核心，其他一切军事活动都是围绕着战争实践展开的。国防领导体制，部队的编制、装备，军队教育训练，军事理论研究，战略后方和军队后勤建设、国防工程建设等，都是应战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们的效果、作用如何，最后也都要靠战争实践来鉴定。

从历史上看，军事理论的产生都是伴随着战争实践而来的。古代中国、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家在军事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与它们丰富的战争实践分不开的。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扩大，持续时间较长，战争实践为军事理论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同时，战争实践的发展又要求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于是《孙子》等许多兵书便应运而生。而且除军事专著外，几乎当时每一个大思想家的著作都要谈到战争问题。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实践，使资产阶级军事科学逐渐发展起来，克劳塞维茨、若米尼等人阐述的军事理论，都是以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战争实践为基础的。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十大军事原则”等军事理论著作，主要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历代的和外国战争的实践经验。我军其他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军事论著，都是他们参加领导革命战争和军事工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军事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但并不是每一个有战争实践经验的人都能在军事理论方面作出创造性贡献。历史经验证明，许多指挥战争的军事统帅和有赫赫战功的将领，并不都是创造军事理论的巨匠。这就告诉人们，军事理论的创造，不仅在于是否有直接的战争实践，还在于是否具有对战争经验进行加工制作的能力和条件。有战争实践经验的人，如果他善于总结，又具有创造军事理论的愿望和哲学思维能力，自然更有条件创造出军事理论来，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的人。战争实践经验不那么丰富，甚至没有直接战争实践经验的人，如果他善于总结别人战争实践的经验，善于学习和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善于研究战争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各种关系并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同样可以在军事理论方面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二）战争准备实践是军事理论的重要来源。**战争实践是军事理论的基本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在和平时期，战争准备的实践，如军事训练、

演习、军事科学研究和实验等实践活动，也是军事理论的重要来源。

战争实践具有间断性，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由于武器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其他作战条件的变化，要求军事理论与下一次战争可能的作战特点、形式相适应，以解决新的作战条件与旧的军事理论之间产生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不能靠主观想象，而必须靠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研究，靠近似实战的军事训练、演习和实验。

卓有成效的军事演习和试验，也是在过去战争实践的基础上考虑到新出现的情况、条件而进行的，它不仅能够使军队学会如何在新条件下进行作战，而且还可以创造出新的军事理论和新的作战方法。从军事发展史看，有不少新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是在试验和演习中萌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在同一方向上集中使用大量坦克的理论和作战方法，就是在军事演习中确立起来的。用德军将领古德里安的话说，在同一方向上使用大量坦克的作战方法，最初产生于“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德军利用一系列军事演习和试验，弄清了坦克使用的方法，找到合理的编制，成为“闪击战”理论的重要内容。

现代条件下，军事技术装备日新月异，现代战争在环境、条件、形式、方法上都呈现了许多同过去战争不同的新特点。这种情况要求军队必须尽量采用接近战争实际的科学研究手段和方法，创造适应未来作战的理论。美军在 80 年代提出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苏军的大纵深立体作战理论，都是在通过不断的演习、试验的基础上，予以修订和完善起来的。

当然，军事演习、试验这种实践形式有其局限性，即它与实战总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这是由于战争具有不确定性决定的。当然，这种距离和差别的大小，在不同情况下有所不同。如果军事训练、演习不能严格按照酷似实战的要求，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凭主观意志来设置敌情，确定作战方法，让敌情适应自己的作战方法，那么这样的训练和演习、试验，就不可能达到训练部队，产生和完善作战理论的目的。相反，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战争规律和客观情况搞训练和演习，就会大大地缩小训练与实战的差距，提高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产生和完善新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练为战，还是练为看，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