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事历史与文化历史

军事历史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军事历史的发展中，常常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把东、西方军事历史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民族文化，民族特性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异。这是军事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古希腊是西方思想的发源地，贫瘠多山的地理环境和小国寡民的城邦使他们感到生存空间的狭小。苏格拉底认为，当文明进步以后，人类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当一个养育原始文明的土地不足以维持一个高级文明的发展，人们就要寻找更大更好的生存环境，假如邻居也这样行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争执，战争就这样发生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在《西方世界军事史》导言中，总结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指出：“在（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中，战争的基本原因都是生物性和经济性的。牲畜的繁殖愈盛，则寻找新草地的机会愈频繁，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即可以成为一次侵入的预兆。同样的，城市人口越繁殖，则所需要的粮食即愈多，于是必须用来耕种的土地也愈多。所以在两种文明之中，战争都经常是为了肚皮打的，下管是人的还是兽的。自从有史以来，在生存的斗争中，生存空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地中海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在对外扩张和内部兼并的战争中，都以掠夺财富和奴隶为目标，海上战争则是为了争夺贸易市场、控制商路和进行海外殖民。

古代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自西汉以来，儒家文

化逐渐形成为居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它是小农经济在上层建筑的反映。儒家文化提倡和平统一，反对动乱和分裂。当执政的君主横征暴敛，狂妄好战，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可以拥戴新的君主，进行战争推翻旧的统治。汉朝人刘安在《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这体现了汉民族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战争观。

这种战争观认为，当农耕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失控（其表现为旧王朝的暴政与衰落）时，战争是恢复平衡和建立新秩序最有效的手段，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也需要进行防御。但是，战争必然造成人口的伤亡和社会的破坏。对战争既需要又厌恶的矛盾心理，产生出汉族既希望在战争中取胜，又希望把战争的破坏性限制到最低限度的理想战争境界。孙子说：“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话被中国历代军事家奉为至理名言。纵观西方军事历史，迫降的例子也可以找出不少。但是没有象汉民族这样明确地把不战而胜提高到战略思想的层次并形成重要的军事理论。这点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在战争观上最明显的差异。

民族习性与文化传统也常常造成军事上的差异。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对比就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突厥、蒙古都以瞟悍善战著称，它们之所以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首先来源于游牧生活方式。《汉书·匈奴传》中描述匈奴民族特性时说他们“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儿能骑羊，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免，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四出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代，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13 世纪的波斯学者贾凡尼在《世界征服者历史》中描写蒙古人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军队能和蒙古军队势均力敌？行动起来，他们简直象一群经过训练的野兽，去追赶与搏击猎物；而在和平安定的日子里，他们又象似一群温驯的绵羊，生产羊奶、羊毛及其他有用的东西，在处境违逆的时候，他们从不互相勾心斗角”。贾凡尼还详细叙述了蒙古人骁勇善战和吃苦耐劳的个性，严格的部落纪律和全民皆兵的组织。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要求他们必须保持军事上的强大。游牧民族的弱点，是善于急攻而不能持久；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在短时期内即土崩瓦解。甚至他们的文化，都是依靠汉族人和波斯人的历史才保存下来。

在人类历史上，有些落后而善战的民族征服了文明发达的民族，造成文明历史的倒退。但这些落后的民族接受先进文明后可以在短时期内跃居世界前列。而有些文明悠久的民族，被古古旧的文明桎梏，缺少尚武精神，甚至丧失许多发展的机会。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就已经制造出巨型战舰。在南宋时期，就已产生了海军。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海军的强大，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均为世界一流。但中同并未走向世界，而是闭关锁国。讨论国家战略时，多数大臣都主张“强干弱支”.“中国强盛，四夷自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明两朝变得越来越封闭。郑和下西洋虽然声势浩大，除了进行了一些文化交流，带回一些外国的珍品贡献皇帝，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有限的。在传统思想上，中国人就以世界中心自居，外国都是“蛮夷”。中国物产无所不有，根本无需求于他人。

而 15 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使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殖民大国，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方传统的功利思想，对黄金的渴望。扩大贸易和获得丰厚

的利润和财富。二是民族和宗教的狂热，产生了强烈的征服野心。英国哲学家罗素剖析那个时代的西方民族心理是“行动成功，变化就是口号，至于行动是不是高尚，成功是不是动机良好，或者变化是不是除了财富而外的任何事物的进步，这些都是无暇过问的问题”。这些民族的海上探险和扩张，不仅使其成为军事和经济强国，也是西方走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种族歧视思想的基础。

了解文化、心理与民族特性是研究军事历史不可缺少的条件。美国学者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中，曾以专门章节论述民族特性对战略的影响，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往往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