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物品进口的敏感性

前面我们假设，进口货仅包括消费品或国内消费品工业用的原料或半制品。现在让我们假设进口货主要包括用在国内资本货物工业中的物品。此时信用政策对外汇情况自然去有更大的效力。

此时，信用政策的意图是在压抑资本货物工业，以便减少它们的产量从而减少它们对外国材料的需求。这个结果的确能够这样达到。因为假定收入和消费习惯的固定性具有某种抵抗力，使得从货币均衡观点来看，即使在紧缩信用之后，情况仍大致和以前一样。然而，这种新情况将会有一个变动了的生产安排，它将减少资 本生产，并因此也减少对国外和国内生产材料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用直接阻碍进口的办法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本国制造的材料能够代替国外材料，在达到这个结果的同时还能有一个大得多的产量和经济萧条的减轻。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全都假设出口量是在信用政策控制之外的。我们在这里放弃这个假设，并设想用降低出口价格的办法确能使出口量大量增加。此时问题是：对于这点用信用压力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如果有相当数量的现存出口物品，信用政策动员这些存货来平衡贸易，能够暂时解救外汇的困境。但是只有降低出口工业中的生产成本才能使出口经常受到刺激。然而如果工资和其他成本要素是很不容易变动的，这点就会十分困难，因此，即使在这方面信用政策对外汇情况也可能没有多大影响。最后，我愿再次着重指出那些真正明显的东西，即简单地说，所有用来

抑制经济萧条过程的社会结果的公开干涉，必然阻碍信用政策的效果，如果后者为了某种目的是要加甚经济萧条的话。我们已经强调过，在刚才所叙述的例子中，信用政策的目的是要加甚经济萧条（考虑到外汇情况）。如果此时其他公共团体尽它们力所能及来缓和对收入和消费的影晌，则我们就去有政治关系上的典型的分散，这种分散一般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公共活动的特点。正是这样“无计划性”，它是自由自动作用的痛苦遗产；当这种自劫作用本身在各处被国家的或集团的控制所代替以后，又尚未会被集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