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卫逊的标准；价格变动与生产率的变动成反比

最后，我将谈到另一个货币政策的标准，它是达卫逊所拟订的，同时在货币文献中别的地方也能看到，即是，制成品的价格水平的变动应与生产率的变动成反比。由于在第六章第六节所详述的理由，这个标准在某些限制条件下，能够被看作接近于下述的标准：一种根据各个价格的粘着性扣其对投资的重要性而加权的特殊价格指数应当保持固定不变。我们曾说过，这一标准和取消资本主义企业风险是不一致的。

达卫逊把第六章中我所提到的论点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和在绝对意义下的“货币价值”的某些一般假定，作的要求价格水平变动应和生产率成反比的这一货币标准的根据。我不能在这里对价值的经济理论作一般的认识论的讨论（这种讨论对于探讨达卫逊的这些论点来说是必要的），因此，我必须请读者参考使这些论点成的可能的全部思想方法的理论性的批判，①在这里没有理由讨论述卫逊的论点，从我的立场来看，这是多余的，因为我自己刚才提出了（带有明确的保留条件和在事实与价值二者的某些前提下）

一种包含有某种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而由于某些实际的关系，达卫逊的标准对它十分接近，尽管后者的动机是不正确的。

我在这里始终根据第三节所述的价值前提，讨论了应当缓和商业循环的问题，我不打算评论对商业循环的纯机械的态度。这种态度通常强调为了刺激经济生活，繁茉是“必要的”，同时为了清除在繁荣时期中产生的投资错误，危机和萧条也是“必要的”。之种机械的态度有很多细节上的区别。总的说来，它根据商业循环和货币理论来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化，它将它自己对计划经济统制的宿命论的反对态度建立成为一种学说。这种奇特态度的心理学上的基础是，人们有根据某些有节奏的循环运动来思考的习惯。他们反映，我们走路总是先用一条腿，然后再用另一条腿：在涨潮之后便跟着退潮：在晴大之后便跟首降雨：白天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夜晚；同样，好的日子和坏的日子必定是相互交替的。卡赛尔曾幽默地说，整个这种态度也许最后是以古老的清教主义为基础的；幸福总是坏的不道德的事情；为了使得到幸福的人可以赎罪，在它之后应当有可以■除罪恶的痛苦：因此，在繁荣（虽然它有根多可悲的缺点）之后，坏的日子应当到来，这是很适当的、正确的和自然的事情。

^{① 《国民经济学说形成的政治因素》（Das po′itische Element in dｅr na-tioal (konomisｃhen Doktrinbildung），柏林 1932 年版《国民经济的目的、手段、思想》（Das Zweek-Mittel Denken in} der National(konomie），载于《国民经济杂志》，维也纳 1932 年版，第 4 卷，第 3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