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和旅行

西坡

旅游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并不是以石刻、古迹、高山、流水等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为表征，它的主体，正在于人，人的心灵。

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外祖母一生住在杭州城内，80 多岁，没有逛过一次西湖，最后总算去了一次，但是自己不能行走，抬到了西湖，就没有再回来——葬在湖边山上。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其实不奇怪。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度里，寻常百姓的温饱尚成问题，哪里来闲情逸致游山玩水呢？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大更实质的是，如我们民族中的相当一些人，根本不懂得人与自然有着一种默契和感应。在他们看来，山水于我何干？与其跑酸腿吃风沙去看一个亭子两座庙，一堆石头半边河，不若在家嗑瓜子拉家常，或到戏院子里听戏，更其乐融融。总之，旅游是一桩空耗精力、糟蹋钱财、浪费时间的赔本买卖。它意味着只有付出而没有回报。

士大夫们也并不这样想。“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在他们眼里，读书和旅行是一回事，读书是为了明理，而旅行是长见识，两者互为补充。问题是，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大家似乎都疏略了它们与冶情的关系，所以，这样一种无形的精神活动，从来就没有被充分地理解为是一种感情的投资。中国是一个游记文学很发达的国家，《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等煌煌巨著，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使我们不太满足的是，它们虽然非常记实，描摹细腻生动流畅，却很少有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很少有感情的介入。只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倒还差强人意。不过，比起海涅、华盛顿·欧文的游记来，显然单薄而寡味，虽然在叙事状物上我们并不弱。

在旅游与冶情的关系的认识上，如把话说绝，士大夫和老百姓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有实质性的进步，但在价值观上还是明显地反映出分歧的。

宗法观念深重的环境中，旅游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和自觉的行动。“父母在，不远游”，“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这些貌似哲理的说法，有效地阻遏了人们远足的兴趣和愿望。只有在赴考、游学、升迁、宦游、贬黜、放逐等途中，才有机会比较从容地观赏自然和人文景观。君不见，如此泱泱大国，真正能够称得上“旅行家”的人屈指可数，至于民间的普通老百姓，恐怕连旅游的概念都弄不清的，生于斯， 老于斯，葬于斯，最终成为封闭的一代。古代诗人们倡言“搜尽奇峰打草稿”， 但若查一查他们的游踪，如李白的、杜甫的、白居易的、苏轼的、陆游的、龚自珍的，不过是到过些路人皆知的名山大川，名迹胜景，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在西方，旅行是人生的必修课，是一种有教养的标志。尤以探险旅行最受人尊敬。如凡尔纳《环游地球八十日》所述，表现的是人的智慧、毅力和意志，以及人对自然的认识、适应的过程。这在我们这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似比东方更为圆通。作为旅行者，他们的素质，普遍地要高于我们。举例说，西方人既能欣赏奇峰异石、崇山峻岭，更能欣赏大海、草原、森林、田园、村舍等寻常景观，我们则办不到。这里有审美习惯等影响，重要的，恐怕还是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旅行意味着开放，开放才能发展。关起门来，在石库门、四合院里做市

面，在什么村、什么河里兜圈子，永远搞不出个名堂来。近现代所谓“睁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进分子，无一不是健于旅行的，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勇敢地走出国门，开阔了眼界、胸襟， 最终把西方文明输入本上。他们的努力，促使中国这个日趋僵化衰败的老大帝国，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其功不可没。

记游文学在现代作家手里无疑已成为最成熟的文学样式。它们之所以能超越古代作家，关键在于现代作家把湖光山色、亭台楼阁等等看作不是遗世独立的东西，而能用一种文化和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并且倾注于感情，使之成为富有性灵的活物。因此，现代作家的游记，是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美文。读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使人获得一份审美的愉快，更重要的是，它让人认识到，人与自然，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是一种精神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