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陈思和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10 年前在中国大陆出过一个中译本，不是新译，是重印了 30 年代的旧译本，后来我去香港，带回一本香港版，过海关时还提心吊胆，惟恐被人没收。可是回到上海一看，原来与国内的是同一个版本，可见这么一本世界名著，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大陆还没有过新的译本。

作家王安忆说过一个观点很引人深思。她说在汉语语汇里，缺乏一套现成描写性爱的语言，所以表现性爱的中国小说大抵都污秽不堪。我想她的观察是有些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比较高雅的性爱描写，多出自戏曲和诗词，因为唱词是直接出口的，不宜太粗俗，所以不能不用了许多高雅的隐喻，至于《诗经》这样的民歌里有性爱描写，虽说不上高雅，但年代久远， 平常语言也成了古奥的字眼，今天的读者读来已经无法产生关于性的联想。而小说属于市井文学，比较没有顾忌。所谓“艳情”不过是把男女作爱细节夸张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然后又当真似的写下来，意境低俗文字也丑陋。小说能够很美地描写爱情场面和爱情心理，甚至描写性心理，可是一旦进入人类性爱——最接近动物本性的层面时，文字立刻变得苍白无奈，识趣的，用六个点（⋯⋯）或方块块（□□□）来取代，不识趣的，就像患了露阴癖似的令人恶心。王安忆创作《岗上的世纪》，试图用现代汉语来表现人类性爱的美的极致，这从文学语言创造意义上讲，是一个革命性的尝试，很值得学术界认真探讨的，可惜这种话题在中国总是犯忌讳，政治和道德大棍不打到作家的头上，已是万幸，哪里还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讨论？于是也就不了了之。

也不是说，D·H·劳伦斯在这本小说里对性爱描写有什么了不起的创造， 但他是放着一颗正常人的正常心态来写人间社会一场不平常的恋情，这是很可贵的。康妮和守林人，并不是什么金童玉女，一个是丈夫失去了性功能的贵族女人，一个是地位低贱，并且离过婚的中年男子，康妮第一次无意间看见了守林人洗澡，守林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出色的地方，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粗糙的男人身体，却唤起了康妮强烈的女性意识。你读小说读到这里，不能不佩服作家笔下流露的极为朴素的人性力量，他深深所爱的，不是来自任何概念形态的人，而是实实在在的饮食男女中人，他爱人类爱到能够把人性中最接近动物性层面的美，自自然然地表现出来，用不着文字上的修饰（这一点，在西欧很多优秀作家都没有做到）。康妮与守林人每一场作爱都是投入了全部的身心，作家反复描写人物在性爱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和精神状态，以及在肉体和精神上获得的快感，其人物全神贯注地投入性爱，近似孩子一心一意地投入游戏，几乎是生命的艺术至上和生命的唯美主义。因为不带肮脏的功利的成份，因而谈不上什么猥亵性，人类有了劳伦斯，才变得那么纯洁无瑕，通体透明。虽然查泰莱夫人的行为在英国社会的道德法律面前难免被视为违法通奸，为世俗所不齿，可是作家处处把查泰莱夫人与她的情人之间的那种欲仙欲死的生命大美状态，与英国上流社会了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相对照——那位缺了性功能的“丈夫”，兼了作家、矿主、贵族多种身份，整天追逐名利财富，整天像白痴一般噪聒喧哗，人们可以自己来分辨：怎样的生

活方式才是真正合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D·H·劳伦斯让英国上流社会感到愤怒的，不在于他的文学创作里描写了性爱，而是他竟然不带一点猥亵的心情写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性爱追求和体验。这种对人、人性以及人的权力的真正亲近和尊重，等于是向全人类宣告了以压抑人性为神圣使命的社会道德法律的虚伪和荒谬。

现在，郑文晖君重新译出了这本小说。她是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外文学中的生命现象》，应该说对这部世界名著会有独特的理解。郑君的译笔怎样，能否传达原著的神采，读者可以自由评说，毋须我多嘴。

有时候，从一个社会对性爱的态度，可以检验这个社会的文明或野蛮、健康或病态、正常或虚伪、自由或丑陋等等，这就是这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至今还拥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