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书的“随意派”

耿林莽

我不是个爱书如命，嗜书成癖的人，不是藏书家，也不是“书呆子”。但听说调查结果表明，现在的青年（或不止青年）家无存书者占百分之四十， 也不免感到吃惊。由于“文革”那次的大扫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成长的一代人，没有读书习惯，不奇怪；加上近几年来的钱与美女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书，当代活跃于致富大道上的一些人，没有读书习惯，也不奇怪。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又并不悲观地认为古老的文化将有衰竭失传的危机。爱读书的青年人依然很多。我最近亲身参与并深受感动的一件事，坚定了我的信念。

不久前，我应一所大学图书馆一个学生的读书社团和诗社之邀，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由于我的一本散文诗选列入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的百本好书之列，学生们读了我的书，引起了与我相见的愿望。同去的还有诗人纪宇和嘉川。寒风凛冽的晚上，十几个同学在校门外的马路上迎候我们；图书馆门廊中悬挂着同学们以壁挂形式选抄的我的散文诗和纪宇的诗，会场上热情的青年朋友那种虔诚友好的目光与纷纷递来的提问的纸条，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得到读者如此的厚爱，是比获得某种奖金更为珍贵的鼓励。并非读者爱我，而是读者爱书。这当然比爱我更有价值，更令人高

兴。

提问中有涉及书的。譬如问我最爱读的书，最喜欢的古代诗人，受谁的影响最深，以及读外国诗有没有好处等等。由于时间的关系，无法详细介绍我的读书史以及读书观，只能挂一漏万，不免心怀歉疚。恰好《三味书屋》的编辑要我写点什么，何妨信笔所至，略叙一二呢？

说起我的读书，最大的缺点或美其名为特点，便是随意派。学无体系， 学无系统，既非科班出身，又无名师指导，几十年来，断断续续，就这么从书堆中翻翻拣拣，东鳞西爪地取得了一点点知识，蚂蚁衔米粒似地积攒，吞噬，消化，吸收，自然也丢丢撒撒，浪费抛掷了许多。这种读书法不值得提倡，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也从中得到好处，还曾将此“投机取巧”法拿着当理论。我说：“由不系统到系统，从乱而治，在混乱中理出自己的头绪， 变为自己的营养甚至化为自身的血肉，我便受益匪浅了。”这不敢称为“经验”之谈，倒也是我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逐渐由不自觉到自觉，形成的一种读书习惯。一书到手，随手翻翻，浏览而已，合则读之，不合则束之高阁；我读书总有一管笔在手上，见到中意处或有参考价值处，或有所启发引起深思处，便划划点点，作些记号，以备查找；也在书边书角，写上几句自己的领会之类。这很有一点“功利主义”的嫌疑，功利就功利吧，不是说学以致用么？所以我虽然学无专长，虽然没踏进大学门，虽然“不学无术”， 竟然还有人误认为我肚子里有两滴墨水，或与我的这种读书法，以及我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好有关吧。

我年青时，或者更准确些说，我的少年时代的“读书热”较高。在学校里的功课并不怎么样，除文科总名列前茅外，理科尤其是数学常是名落孙山的。但课外读“闲书”却热心得很，记得那时最喜欢读的是鲁迅、巴金、曹

禺。曹禺的三大名剧，尤其是《雷雨》和它的长跋，我曾反复读过几遍。叶圣陶、夏丐尊的《文心》和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对于奠定我的语文基础起了重要作用。在我的艺术风格，包括语言风格上可推为“渊源” 关系的，当是艾青的诗和何其芳的散文。前者的自然质朴和后者的隽美秀逸， 分别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集中地作古典诗词的“补课”是在“文革”后期， 身上的压力略轻了些，便从几位友人处借阅了大量的古诗词，或抄或阅，甚至还学着写过。老朋友符加雷兄曾说过：“你的散文诗现代，散文随笔传统”。不无道理。我是饥不择食的。什么传统、什么现代，何必顾此而失彼，好东西就学，学过来就是我的了，又何必从中去区别其牌号与归属呢？

在我“退下来”时，亦即开始了离休生活后，曾下过决心：“可要认真多读点书了”。但是，成了空话。书读得太少，老习惯又改不掉，想写点什么，便把读书挤去。写作是硬任务，读书是软任务，牺牲品总是别人的书而不是自己的文章。一手硬一手软，这个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得了呢？当然， 吃亏的还是自己。一个读书少的人，怎能写出好文章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