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翻译作品

梁真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被一位不为我们所知的爱尔兰诗人拿走了。可能没有几个中国作家知道谢默斯·希尼这个名字，我在一本英语国家诗选《我的黎明俪歌》中只找到希尼的一首短诗《灵薄狱》，除此之外一片空白。我们对爱尔兰文学的认识只停留在 1923 年获奖的叶芝和 1969 年获奖的贝克特身上，以后的发展似乎是翻译界达成了一个对中国文坛共守秘密的协议。究竟是纯文学缺乏商业价值还是翻译界的保守与迟钝？我想两者都有。去年获奖的大江健三郎使我们感到的是另外一种吃惊：战后的日本除科技发达外还有世界性的写作水平？在我们的印象中，日本难道不是一个除了钱一无所有的“大款”？于是，至少有两家出版社边疑惑边抢先翻译、发行大江作品集， 以《性的人》为突破口，5 本书销了几十万册。从市场角度看出版社成功了， 但从文学角度看我们不知道是大江的水平还是翻译的水平。中国文坛普遍看好昆德拉，如果拿这两位相比，我们有理由向瑞典文学院发出质问：昆德拉难道还不如大江？！！

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议由来已久，一方面是遗漏了像托尔斯泰、普鲁斯特、里尔克、瓦莱里这样一些辉煌的人物；另一方面有些作家的写作方向根本就与诺贝尔的遗愿相抵触，比如卡夫卡。而奖励这些作家，只能给诺贝尔文学奖增添光彩。最近我看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说，本世纪有潜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中，杨炼是一个。这种说法真令人吃惊，难道杨炼出国以后创造了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文学奇迹？如果没有，马教授的话显然不是一个精通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人应该说的话。写到这里我想起海子和顾城，抛开伦理道德就自杀本身而言，顾城的死使我们感到一种生命的痛惜，海子的死却使人感到诗歌的痛惜。

艾略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诗歌是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如果这一理论扩大到整个文学是令人沮丧的，除非有阅读原文的才能，我们将无法准确估价大江或者希尼的写作成就。当然，我们能大体读懂昆德拉的“媚俗”，但当我们得知他连“诗句”翻译成“诗”都不能容忍时，我们还能指望翻译家们更多吗？南方一家出版社雄心勃勃地出了一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居然把唐诗三百首也列入其中。我没买这本“译诗”，所以不知道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类诗句会翻译成什么样。以“推敲”著称的贾岛， 动他一个字都是不可思议的，不用说译成白话更不用说译成外文了。

对希尼的翻译空缺和对大江急近功利的翻译均不利于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准确把握。但一个成熟的读者不会轻易去否定一位被专家和权威机构认可的小说家或诗人，如果不是偏见、无知和虚妄，我们只能等待更好的选本， 更忠实于原著的严肃翻译家。假如把《红楼梦》翻译到国外却遭冷遇和指责， 我们不会改变对曹雪芹的敬仰。多年前我对狄金森的诗歌不以为然，《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称她为“最杰出的美国诗人”。后来当我读到张爱玲翻译的狄金森，我才体会到她的“不朽”。我们何止误读了一个狄金森，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翻译的失真而使我们自己变得妄自尊大。如果文学能像音乐，如果就像迪卡公司或埃米公司的 CD 能直接到达我们手中而不是盗版，听一听从巴赫到勋伯格的严肃音乐，听一听从托斯卡尼尼到冯·卡拉扬的指挥该多好

啊！可惜文学不是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