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水

周绳昌

在我国历来的文学圈子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风格差异：南方的灵巧飘逸和北方的凝重刚健。这种差异的形成，缘由颇多，这里单说一个“水”字。

古语说：“近山则诚，近水则灵”。意思是，生活在山区的人性格诚朴、直爽，生活在水乡的人，性格则是灵巧、聪慧的。郁达夫说过这样一句话： “凡是北方的雨都是可喜的。”为什么可喜？因为北方的年降雨量只在 250

—500 毫米之间，而南方就不同了，秦岭以南是 800——2000 毫米，飘飘洒洒，透心彻骨地洗涤你、沐浴你。

水对南方人来说，既是生活的怀抱，又是衣食父母；既是交通的途径， 又是审美的对象，更是精神性格的一种源泉。那萦回曲折的绿水、星罗棋布的池塘，还有那水网密布的河湖港汊，孕育出了南方作家、诗人活泼的性情和潇洒的人格。

潇洒的人格可能会产生潇洒的艺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神清气朗，表里澄澈；王羲之的字潇洒灵秀；李白的诗除了天马行空的浪漫，还有“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滔白云边”的洒脱和空灵。现代诗人徐志摩的诗文也够柔曼倜傥的，思路飘忽、无迹可寻。而他本人也像是象牙塔里的一位诗仙，穿一件纺绸长衫， 在夏日的傍晚，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点云彩。那风吹得绸衫和人一起飘飘欲仙，好像会凌空而去。而在北方作家那里，人们谈到的大多是沉重得像村头的磨盘，古老得如北方的黄河，让人惊心动魄，使你长歌当哭。

比较唐诗和宋词，同样可以看出“水”对南北方作家的浸染所形成的不同风格。唐诗从总体上看是南北风格的融合，但在初唐、盛唐和中唐的诗作里，主要的气质特征还是北方的刚健和沉重。尤其是盛唐诗，无疑是北方风格，是北方文学的鼎盛气象。这是因为初、盛、中唐这三个时期创作的主要基地都在北方。130 多位诗人，北方籍的就有 90 多位，占 70％以上。而到了晚唐，99 位诗人中，北方籍的只有 25 人，占了 30％。至于晚唐的三位大诗人大词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虽然都是北方籍，但他们在南方生活和当官的时间都很长。这时，唐诗已经由北方的慷慨悲歌转变为南国的烟雨楼台、才子佳人了。

到了宋词，几乎全是江南水乡都市的言情之作。一方面，是因为宋词继承了南朝民歌的水气；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宋词作者 800 多人中，

有 700 多人是南方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满目都是烟水迷离、斜风细雨的南方之水，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古典诗歌中大凡写挺拔奇峻的山，多表现为北国的刚健美感，是风云之气英雄之志；大凡写到柔婉委曲的水，多表现为南国的美感，是风月之意和儿女之情。即使是宋代南方的诗人，所写的诗也不同于唐诗，其流转灵活犹如当代文化巨匠钱钟书先生所论：“如摄影之快镜， 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

如果再比较一下诗仙和诗圣，就更有趣了。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从中可以使人体味到北方人的耿直、刚毅和雄浑。而李白常常以酒孕诗，与月对吟。他把庄子的飘逸和屈原的瑰丽合而为一，是南方式的浪漫，巴山蜀水的灵性。

在现代文学里，像郁达夫、沈从文、朱自清、钱钟书、徐志摩、张爱玲等一大批南方作家，有的精细曲折，有的潇洒亮丽，有的缠绵妩媚，有的飘逸浪漫。他们写出了很多灵动飞扬的传世佳作。然而 40 多年来，从总体上看，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里，北方文学的浑厚刚健显然占有优势，而南方作家的灵性相对薄弱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