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雨果小说的情结

丛维熙

接触雨果作品的时间很早，可以寻根到青年时代，但雨果作品真正成为我的精神旅伴，已是人到中年。

一个人喜欢读什么作家的作品，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曰：气质和秉赋的诱因。虽春兰和秋菊皆为花中之秀，但因有人喜春天万物之复萌，则喜欢绽开于春时、一枝独秀的春兰；有人则偏爱秋之天穹深远，秋菊之清爽雅淡。因而自古以来，诗文中对兰、菊各有所赞之诗文，屡见于书林之中。二曰： 生活经历之影响。权贵们的纨绔子弟，爱着戏曲中的《游龙戏凤》：而贫穷的莘莘浪儿，则盛赞《打渔杀家》。

气质秉赋决定阅读感情。生活经历制约欣赏趣味。

这是自古至今阅读志趣的内在渊源，让高衙内之类的犬子，爱着《林冲风雪山神庙》大概是不太可能的。然否？

青少年时代的我，十分崇尚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他的《贵族之家》、

《罗亭》、《前夜》、《父与子》以及《猎人笔记》，我都写下过十分详细的阅读笔记。

后来，生活的主轴转位，1957 年后我被送进劳改队的电网大墙，阅读文学作品之定向，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九三年》⋯⋯便成了我的无言挚友，每天对我述说底层世界的人物悲情， 也促使我凝视的目光，转向到我生活中的那些社会贱民。

这可以归纳为生活之劫难，冲击了我原来的文学秉赋，使我发生了文学的嬗变和移情。诗情画意的追求让位给人间悲剧的感悟，因为我每天和冉·阿让与芳汀一类的人物一起生活，悲天悯人与自我怜悯，便结成了孪生姊妹， 亲密得无法割舍。其中，我尤其深爱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长篇巨著，比如书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充饥的一片面包而行窃，但惩处他的“鞭子”， 却是 13 年的劳役⋯⋯我在劳改队的一个少年同号，在 60 年代初的大饥饿中， 为了填饱肚子在某大百货商店里关门时，偷偷藏在柜台之内，夜间他揣饱了一肚子糕点，待第二天商店开门时被抓获，从此一顶“窃贼”的铁帽就戴在了他的头上。他具有和冉·阿让的同样善良和同样的智商，在劳改队中成了我十分要好的忘年囚友。因而，在后来我动笔以他为胚胎写出了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获全国新时期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从读书的视角去回眸这篇作品的孕育诞生，无疑地是受了《悲惨世界》那个贼——冉·阿让良知的召唤。

在劳改队读小说之类的书，是十分困难的。在津北一个能收容万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我曾留下这么一个令人酸楚的记忆：某个周日，我正躺在炕上看高尔基的《母亲》，一个罗锅驼背的×队长突然走了进来，他发现我在看书，像发现什么敌情一样问道：

“你在读什么书？”我说：“高尔基写的书。”

他说：“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一律不许读。你为啥不读毛主席语录？” 我争辩说：“革命导师列宁很喜欢高尔基的书。”

他朝我一伸手：“拿来缴公。”

专政与被专政之间，不存在什么道理好讲。《母亲》一书，就这么离开了我。吃一堑、长一智，偷偷阅读《悲惨世界》时，我不得不包上《毛泽东选集》的外衣，以躲避“老鹰”的突然“捕雀”。这是文革年代中，落难学子无法抗拒的悲剧性命运。70 年代初期，劳改部落大转移，我浪迹到晋阳大地，在一次突发事件中，我的书箱被全部用麻袋装走，身边只剩下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孙犁的《荷花淀》，还有伪装成毛泽东著作的《悲惨世界》。在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由于监号人满为患，我有幸能一度住在矿山附近的农村。在那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的一间小屋，《悲惨世界》便成了我灵魂栖息之地。记得，在下矿井挖煤的劳动之余，我还摘抄过冉·阿让后来当了马得里市长后，出席法庭对囚徒的审判，被昔日同监的囚徒辨认出来，他满头黑发瞬间变得银白如雪的精彩篇章⋯⋯这些，足以证明生活的变迁，不仅可以使人涉猎书海的兴趣，发生巨大逆转；对一个作家来说，它还能改变你的文学观念、文学视野和文学追求。如果说，在新时期以来，我的作品无法逃避对悲剧性题材选择的话，雨果作品对我的影响，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因而，在 1987 年我穿梭般在西欧访问时，从德国波恩抵达巴黎的第二天，我不是先去世界闻名的罗浮宫和凡尔赛宫浏览法国艺术，而是先去觐见雨果故居，雨果博物馆。当天，适逢雨果博物馆修整内部，不对外开放，我通过翻译，硬是使那位博物馆的法国小姐，把我当了特别观众，为我开放了雨果作品的各种译本藏书书库——这是一般法国读者也禁止涉足的文学圣地。

我和雨果结缘于生活。

生活又使我更加崇敬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