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非常年代一位智识者独立探索的思想结晶。

阅读《顾准文集》，在我是缺少准备的。当我初读序言时，已经直觉到这是一本非比寻常的书，他的博学与才情，他思想的敏锐与深刻，他纵横古今东西、出入政经史哲的恢宏视野，尤其是他置一切打击于不顾、独立探索中国与人英未来的学术气度，都大大出乎我的意外。

构成这部文集主体的两部著作；《希腊城邦制度》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于 1973 年至 1974 年。作为过来人，我是不需要借助他人的回忆录来了解文革的。以作者那双料右派的身份，在那样的年头，即使真的不思不想也在劫难逃。事实上，自 1957 年之后，深重的劫难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至文革，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了，子女与他一一划清界线，孑然一身， 孤守斗室，生命之火也行将熄灭。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样的境遇中，对中国与人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做了认真而严峻的探索。

而且，探索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广度与深度。

他对希腊城邦民主思想与东方帝国专制主义的对比，对西洋海上文明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对比，令人思之再三；他对民主与科学内在联系的阐述，他对代议制与直接民主的精深分析，他对多元主义的推崇与对“终极目的”的断然否定，都令人为之折服；而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何以还有生命力的透辟论证与对“娜拉出走之后（即社会主义建立政权之后）怎样”的反复追问，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其间有些探索严峻到今人难以正视。例如，他揭示了革命家如何执著于某种“终极目的”而“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他甚至从哲学上论证了辩证法一旦被赋予不可动摇的神性，也会成为“科学发展的死敌”。

一个青年学者当年读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手稿，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文化革命中，在那样恶劣的研究环境里，他何以能产生这些真知灼见？”而我在 21 年后的今天，通读了《顾准文集》，则想到了另一问题：要是我们的社会机制是正常的，顾准的独立探索能够被允许，其探索成果能够及时面世，将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怎样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