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印象

李振声

评方方中篇小说《桃花灿烂》

读完这个使人不禁怦然心动的故事，人们也许忍不住要反躬自问一声，故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打动了自己呢？粞与星子之间，那种爱的缔结程序实在太复杂烦难了，就像人的生存和人性本身一样，复杂、烦难得难以理喻，当你随同粞和星子一起走完这一缔结程序，你不得不惊讶于小说家对人情世故和人的生存状貌如此洞若观火的体察，以及如此冷静周致的叙述功夫。爱情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全部浪漫性质，我们也许通过别的故事早已熟知，但小说家对粞和星子之间整个复杂烦难的缔结过程的迷恋，以及对这一程序中所承载的人性内涵特别周到、精确的洞察和叙述表达，致使当代众多的爱情故事，一下子在这个故事面前露出它们的单薄或者俗艳不堪来。

粞和星子俨然一对畏寒的刺猬，他们彼此无法分离，却又偏偏相聚不到一起，由于种种说得过去的理由，譬如彼此对对方的心智特点的欣赏，譬如青春本身的驱力，他们试着彼此贴近，吸引和纠缠，又由于种种说得过去的原因，诸如使人扼腕的时代、世道，不同的机遇、家世、文化背景，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习惯和表达障碍，他们又始终分离着，彼此排拒和抵触，这种若即若离、无休止的相互折磨和自相折磨，一直要捱到粞被确认身患绝症方告终止。从某种意义上说，粞的绝症具有古希腊命运悲剧中非人力所能及的那种“转机”的功能，它的出现，使人物一下子剥除了感情上的所有奢侈和浮华的因素，以及所有过份到不切实际、不近情理的敏感、自尊和矜持，并使得一个没有穷尽的程序一下子获得了简化。

意愿和意愿的实现在人物身上似乎永远是错位和脱节的，人物追寻的目标总是逃逸在这种追寻的背后，正如他们越是刻骨铭心地想保持自己内心深处所珍爱的东西，偏偏这种值得珍爱的东西在现实中消失得越厉害，能够攥在他们手里的，总是早已走形得面目全非的东西，这种近乎残酷的阴差阳错，不禁使人想起希腊天神对犯了天条的罪人的处罚：当他困倦时，水涌向他的全身，而当他渴饮时，水却从他脚下远退而去。要在故事中追问究竟是什么妨碍了粞和星子，其实意义并不是太大，这种妨碍既来自生活，也来自人物自身，或它们的相互联手，而无论客观的原因还是主观的原因，它们又都同样出自于人性弱点的手笔，因为追根究底，所谓客观的生活环境，其实也不过是人自身的作品。既然人类这一生命现象至今还未曾进化得完美而自携着种种的弱点，既然粞和星子作为这种生命现象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除了与生俱来的承载它的种种弱点，而对消除这些弱点则显得压根儿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那么，那种横亘在他们中间并借助他们的言行从中作梗的妨碍性力量，就迟早会成为一种宿命的必然。

也许小说家太悲观了，但如果人性本身确实并不怎么令人乐观，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抱怨小说家呢？

正像桃花灿烂这个本身明媚的意象，却在星子那里成了一团驱不下去的心理阴影一样，通常意义上的善恶概念在人物身上也显得漫漶不清，难以确认。粞既对父亲身上粗俗的自私深感厌恶，但又对他那种靡菲斯特式的果敢和直率非常入迷，我们对粞、对星子，对小说中的其它人物的感触也是复杂

的，一言难尽的。也许确实像我们的古典哲学家所讨论过的那样，善恶本是同体同愿，善亦人性，恶亦人性，善恶互倚互伏，相伴参半，方是真实的凡俗人物世相。在这一点上的坚持，小说家是对的，某种意义上，她也因此显得深刻。

如果硬要挑点刺儿的话，那么，也许粞和星子身上让人稍感不安的是，他们把爱太当一回事了，正像一个人太把自己当一回事未必好一样，一个人大把妥当回事几也未必就是好事。

读《京派文学的世界》

莫洛亚在给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的评传里写道：“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它可以使当时看来是坚实牢靠的荣誉化为泡影，也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是脆弱的声望巩固下来。”这后半句话，我觉得完全可以移用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样一些中国作家、批评家和他们的作品身上，这是一群被指称为京派的文学家，他们曾经与新文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命运，以及为“重造文学经典”作出过的诸多努力，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曾被长久地漠视，甚至一再地遭到过有意的误解。最近十数年来，由于时间这位权威批评家的出场，这些曾遭漠视和误解的一切，作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在逐渐地昭然于世，越来越成为有志于“重写文学史” 的学者重新加以叙述和诠释的对象。近日获读许道明先生的新著《京派文学的世界》，深感其在还原历史这一向度上的精勤用心，我想，这种敬重历史，以及由敬重进而敬畏历史的态度，这种历史的观点，至今仍不失为一种值得坚持的学术研究规范。

正像著者所言，京派文学自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末，以 20 年的起伏消长，成就为一段“其它文学派别无法替代的生命历程”，这段生命史并不游离于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因而完全可以在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背景之下得到参证和厘定。而另一方面，京派文学又是一种“不自觉的”因而边界多少显得模糊不定的历史现象，尤其是涉及到成员构成、前后衍变这类烦难的细节。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京派文学是一种文学的流派和规范，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趣味，一种注重艺术的文化趣味，一种以精神生活为安身立命根基的信念和向往。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上，也许可以把它们划归为温和沉静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群，但更主要的，他们是尊重知识、相信智慧的一群人。他们自身就是学养厚实和天赋很高的精神智慧的拥有者和提供者，读一读这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令人神往了：朱光潜独步一时的美学世界，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卞之琳对汇通中西古今诗学的沉湎，李健吾带着生命灵气和温热的含英明华式的评论，丁西林的机敏，梁遇春的睿智、李长之的思辩，还有芦焚、废名、冯至，以及一代才女林徽因，“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他们大致共同拥有的文学景观是，心灵在纷乱多难的现代世界中的平静独步，从不做出显山露水和左冲右突的姿态，远离各种带有戏剧意味的生活命运的转折点，也远离惨痛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以及大起大落的悲欢，他们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和社会实在方面的背景或支撑，有的只是退回到心灵独处幽居之中的寂寞劳作。他们的存在，表明了精致的精神世界和令他们失望的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分离。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有理由把他们贬为一批失去了面对现实世界全部苦难和欢乐的勇气的人，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显示出一种精致的敏感和脆弱。但另一方面，我

们似乎又有理由将他们褒为内心具有超常稳定性的人，其稳定的程度，达到了任何外部压力都难以将其撼动的地步。沈从文先生后来不就是凭着这份内心的超常沉稳，沉着踏实地穿越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走完他余生的路途的么？

我以为《京派文学的世界》这本论著中，对京派作家的文学思想以及京派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评述分析，显得格外从容、自信和游刃有余，尤其对朱光潜，平实的分疏中每每有独到的理解，对李健吾著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心仪和私淑，因而分疏多有心得。平心而论，整个京派时期的朱光潜和李健吾，也委实是他们整个文学学术生涯中最具原创激情因而也最具光彩的时期。稍嫌不足的是，李长之部分显得简疏了些，也许这是碍于论著的整体均衡安排所致。若干年前，从海外学者叶维廉的文章中，曾看到他对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推崇，因而在庆应大学进修期间，我特意把它找来一读。那是一本纸页早已发黄发脆了的旧书。读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前几年盛极一时的文化讨论思潮，其对“五四”的理解，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没有超过李长之的言路范围，这位早慧的思想家、批评家（那时不过二三十岁），以德国批判哲学为背景的致思取径，即拒绝接受一切未经追究过的前提这种自由洒脱的思想锐气，不乏深度的思辨功力和学理，以及青春的激情和意气，对今天的我们说来，早已是邈哉远焉，所知甚少。迄今为止，对李长之的生疏，不能不说仍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中的一种缺失。

此外，使我十分感慨的是，著者在自序里直白地宣称，自己发表意见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我是翻读完正文之后才回过头来读到这序文的，我本想眼光草草掠过一遍了事的，不想触及上述文字时却不得不放缓了脚步，在这“人惟求新”之风弥漫成为时尚的年代，对于这种多少有点讦逆时风的取径，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至于我，则在觉得错愕之余，分明又隐隐意识到了一种难以明白道出但却确确实实感触得到的情绪，令人不禁想到陈寅恪先生 1932 年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写的审查报告中，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时的情景，仔细体味，内中隐在着的某种关联，使人不胜今昔之叹。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之谓乎？

退而论之，上述文本所提出的价值系统，也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凭空捏造出来而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相反，这种价值观点当时就潜存或实存在现实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不过是经由政治家之手疏理和发挥成为系统而已。换言之，无非是由当时具体历史语境中所生发的一个方面的独到见地，而并非一己的私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价值也好，学术价值也好，都不一定是时人的评价就能决定得了的。在对历史现象作出分疏的过程中，不轻意贬薄，或者反过来，不轻意信从历史上既成的说法，都不失为一种尊重历史的明智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欣赏著者的勇气。

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意识到自己的生存与仅仅是生存在世，这是分属于两种不同范畴，两种不同质量的生存。前者是一种具有精神和意义性质的存在，后者则基本上是一种物理性存在。也许是天性特别敏感，也许是生命经历过了遭到自然惨重

打击后的多次绝望，也许是这两者的联手或互相刺激所致，史铁生对人的生命存在拥有格外深重而又纯净、通达的自我意识，并由此使得他的作品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精神性存在，显出一种格外看重和关怀人的精神生命的特殊品格。

史铁生作品的基本话语，是人在失去现实呵护和依托的境况下，通过对精神性生命意义的不断建构和领悟，从而抗衡和抵消生命在物理现实中的无力和无助以及由此而生的虚无感。生命意义的建构，在史铁生作品中大致采用两种基本方式，它可以是通过唤醒记忆的方式来完成，对往日平凡却又充实的生命经验的深情反刍和重新释义，使往日充实的生命经验并不只是终止于住日，而是在精神和心理上不断复活和延伸，从而填补因自然的打击所造成的现实生命活动在当下的空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属于此类。建构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方式则表现为纯心灵的沉思。黑格尔曾打过一个漂亮的比方，他说，哲学这只描头鹰要等黄昏降临时才会高高飞扬起来。白昼属于现实，充满物理性质的现实终结的地方，才是纯精神的思辨哲学开始飞翔的时候。哲学和宗教，确实具有不胜现实重负的超越性质，换句话说，现实缺席的地方，可能正好是纯思舒展手脚的时光。再换言之，精神生命在纯思上的张扬，自然也是对它在现实物理世界中的无力和无助的一种有效补偿。史铁生较为晚近的作品，大多表露出一种对于精神性生命存在的沉思兴趣要超过其它兴趣的特点，故事本身往往带有远离物理世界或现实尘世的虚拟性质或寓言性质，往往从逼近困境极致的生命存在中，释义出种种悟性和灵性四溢的抽象哲思，如《命若琴弦》，如《礼拜》等等。

《我与地坛》则介于这两种建构方式之间，整个文本，既充满了对往事朴素、深情的回味，又充满了仿佛得自神启的灵性充盈的纯精神。

这个受到自然惨重打击的人，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生存，又驱使他写作的？是什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如此感人至深的精神内涵的？或者换一种问法，这个人是如何依凭智慧的悟性来完成自我救赎的？要应答这些追问，《我与地坛》也许是史铁生迄今为止向我们所提供的一份最好的也是最具体的释义。文本的自传成分是十分明显的，他是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整个平静的

抒写和沉思始终流淌着他自身真实而又深情的血脉。这置身困境的人，在对生存意义做充满自尊和意志力的沉思时，并不掩饰他渴望得到援助的软弱内心，他有过的栖惶落寞，以及困惑、焦虑，乃至嫉妒，整个文本是在这种极为本色的人格氛围中，从容呈示出沉思者纯净、真挚、灵敏、通脱以及悟性十足的心智的。

地坛本身是一个极富文化象征意义的去处，它本是人表达自己对自然、对大地的恭顺，并由此完成神圣交流仪式的场所。那么，文本中那些带有通神灵性的絮语，那些近乎宗教超然的思绪，是否与这个场所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呢？是否源自这个场所的神秘启示呢？对此我们暂且不得而知。我们只是知道，在地坛这个特殊的场所，在它四季纷繁更替的景物和人事当中，一个拖着病残双腿的人，凭着自己纯净灵敏的心智，领悟到了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自我与整个世界的天然贯通与和谐，以及这种贯通之于生命存在的深刻意义，他由此对自然万物，对生命，尤其是生命的精神性存在，表达了他的敬畏同时也是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