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

——王安忆长篇《纪实和虚构》与小说理想

张新颖

王安忆把写作小说的理想概括成几个方面：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 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和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从总体的而非通过窥一斑见全豹的情节来设想，王安忆排斥了当代许多作家孜孜以求的东西。在谈到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困境时，王安忆说：“我们的了悟式的思维方式则是在一种思想诞生的同时已完成了一切而抵达归宿，走了一个美妙的圆圈，然而就此完毕，再没了发展动机。因此，也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就是短篇散文，而非长篇小说。”王安忆特别强调小说的发展动机，而发展动机的实现则靠逻辑推理，逻辑推理是“普遍性”的，是“一般化”的， 与“四不要”正相通。

把这样一种写作理想和写作方式与王安忆的长篇新作《纪实和虚构》相对照，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印象？《纪实和虚构》是一个城市人的自我追问和自我交待，它试图回答“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的问题，作品由部分组合而成：一是“我”的成长史，二是对“我”的根源的追问。大致可以说，一部分是“纪实”，一部分是“虚构”，面目如此，不必深究小说的“假作真时” 和“无为有处”。这些年成长起来的作家，迷恋于自我经验写个人成长史的作品不能算少；前几年文学的“寻根”运动也着实热闹过一阵。王安忆在这两个向度上的探索都曾为人注目。但是，把“成长”和“寻根”连成一体来写的作品，大概很少，我没见过。好像也不大可能，“成长”是个人的事， “寻根”则是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事，至少在“寻根”文学来说是这样。但“寻根”对王安忆的思路肯定有影响，在这部新作里，她一面写成长，一面忙“寻根”，只不过把“寻根”也当成了个人的事，从母亲的姓氏“茹” 上溯，找到自己的祖先是一个叫柔然的少数民族，柔然族归顺蒙古族，历经沧桑，最后流落江南。说来说去，从个人出发的“寻根”，结果倒像一部民族史；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成长之歌，也好像是一代城市人——至少是其中不少一部分人——的心史。两部分的叙述在最后接上了头，似乎浑然一体。

王安忆是个非常依赖自身经验和感受的作家，但她不要个人化不要独特性的理想对一己的经验和感受是一种否定，它要求普遍的意义。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两种东西到底是哪一边占了上风？这种矛盾和紧张对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创造”柔然族历史的小说世界时，王安忆靠逻辑的力量把零星的事实、记载贯穿起来，以完成一个整体的“虚构”，但这种“逻辑”是想象性的，剔除想象，逻辑的贯穿能力表现得微乎其微；即使它很重要，在“虚构”、“创造”的大动作、大野心下也常常无能为力。事实上我在读《纪实和虚构》时，感兴趣的也并不是那一步步的追溯、推理，即不是那些逻辑性的部分，而是写到每一阶段时的具体情景，那古时的日月光辉，那古人的金戈铁马。在幻想这样的场景时，可能我和作者一样都有一种“城市病”。

逻辑，“这确是一种冥顽不化的思维方式，然而却实在而有效，它可将一个极幼小屠弱的思想从出发地推至很远的地方，以达到一个遥远的目的地，使之坚强有力而长大。”《纪实和虚构》或许就是从“谁家的孩子怎么长大”这样的问题出发、滚动出来的。但对于作者是一回事，对于读者是另

外一回事。王安忆曾提到一个“格林童话”，想以此来说逻辑的力量，但这段话被稍作处理分行印在她的一本书《故事和讲故事》的封面上，给我的感觉更像“诗”：

她指着/酒窖壁上的/一个桶说：/假如我结了婚，/生下了孩子/假如孩子到酒窖来拿酒，/假如这个桶掉下来，/砸在他头上，他就要死了！/母亲便也一同哭了起来，/然后，父亲也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