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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高风长存

乐秀拔

朱东润先生逝世多年了，他一生写了 1000 万言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当代的一位大儒。记得在他临终前一天，我和严修君一起到第二军医大学的病房去看他，他已处于弥留状态，不能说话了。在追悼会那一天，我和卢维明君为悼念这位可尊敬的老师，特地写了一幅挽联，挂在大厅里，辞云：“读古今中外书，著百千万言，含英咀华，典型学者。无阿谀奉承相，真耿介绝俗，高风亮节，师表人伦。”以表示我们对他的怀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精神财富却不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泯灭，朱东润先生留给我们的巨大的文化财富和高尚品德，将与世长存，留芳万代。

朱东润先生是一位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待人诚挚的学者。50 年代初，高校实行院系调整，朱老由沪江大学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也由另一所高校转至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那时，朱老担任我们中国文学史课的教学，讲授史记、唐诗、宋词等。他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受到了同学的欢迎和敬重。50 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留在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工作，朱老是系主任，他对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是十分关心的，总是勉励我们要多读书，要积累材料，要通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典籍。他说：“读书是容易的事，只要把书放在桌上，认真读下去，总会有所得的，书不会长两脚逃走的。”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说：“做学问也并不难，每天持之以恒，写 500

字，日积月累，就能洋洋大观了。我每天坚持写，至少 500 字，不到不休息；

最多 1000 字，绝不多写⋯⋯”这是很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他的宝贵的经验之

谈，他的 1000 万言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努力坚持中写成的。朱老还给我写过一副对联，勉励我努力学习，珍惜时光，同时也教导我怎样为人的。对联云：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

我一直把它挂在床头的墙壁上。这不仅是因为朱老的书法是有名的，龙

飞凤舞，是珍贵的艺术品，而且我要用它来鞭策自己。在这副对联之中，也寄托着朱老对我的期望，他的深情厚意。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中，这副对联被毁了，但是，24 年过去了，它在我的心中永远存在着，那么鲜明，那么光彩夺目，它使我充满力量，也使我感到一股莫名的哀伤、悲凉。

大约是在 1956 年，家父在故乡为自己修了一座墓，要写墓碑，我就去请朱老写，朱老一口答应了，过了几天，我就去取来。墓碑是用隶书写的，苍劲有力，父亲说：“真难得。”可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坟墓被挖掉，那墓碑也不知去向了。

60 年代初，我调离了复旦，到另一所大学去任教了。但几十年中，我与朱老的交往一直没有断绝过，即使是十年“文革”期间，我们在路上相遇，我也会点头致意，并不因为他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反共

老手”而与他疏远。因为我有这样的直觉：解放之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每个人的历史和政治面目，应该是清楚了，怎么会一夜之间，原来的老师、同学、亲朋，就变成了“反动分子”呢？

“文革”中，由于残酷斗争，朱老的夫人因不能忍受人格的侮辱，含怨而死。这对朱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我去访问他时，他没有为此而流泪，为朱师母开追悼会时，朱老也没有流泪。我知道这两老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朱老对夫人的去世是十分悲痛的，但他忍受住了这沉重的打击，化悲愤为力量，潜心于鸿篇巨著的写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十年中，他撰写了《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文革”前完槁，“文革”后修订出版）、《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90 岁以后始撰写）等著作，主编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通用大学语文》等书。

朱东润先生又是一位自奉俭约，乐于助人的人。他的家庭没有像样的摆设，也无金笼银箱。他的床，是 30 年代的简易床，床的两头是用木条做成的，白木，未上油漆，可以说家无长物。他是留学英国的，可我没见过他穿过西装革履。但他对于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却能慷慨解囊。 50 年代，有一位研究生，毕业于南大，到复旦当研究生，有了孩子，还要供养母亲，经济上有困难，朱老知道后，就尽力资助她。粉碎“四人帮”之后，朱老将泰兴乡间的房产捐赠给地方政府，作为图书馆，这是他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得来的薪俸建造起来的。

现在，朱东润先生已离开人间，回到地球母亲那里去了，以 92 高龄的长寿而逝世，是不足悲的；然而，他似乎还有未竟之志，他的《元好问传》还未修订出版，这对他或者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一件遗憾或悲痛的事。如果生活不剥夺他写作的权利，像他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是能够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的；而这也更能激发我们去热爱生活，努力工作，去完成前人未竟之业。

斯人已逝，高风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