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录

承担：一种对文学的态度

乔向东

如今这个时候，谈论文学对于个人的意义，可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管愿不愿承认，多少都有点让人感到尴尬。从十几年前文学进入新时期（或称后文革时期）到现在，趋变弄新热闹非凡的文学浪潮亦渐趋沉寂，这和社会的变动密切相关。社会变动对于人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自身身份变化所带来的困惑。从事文学的人有的也不例外，甚至会更为敏感。除非有沉静的心灵，才能维系一己对文学的挚爱，才会将文学作为自己“栖居与游牧之地”：

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现代人已不太知道什么是游牧了，我也不知道，但我渴望知道。过往的山河岁月。幸运的是我为自己的精神游牧找到了一片无边的草场。

如此坦然而平静，张新颖说尽了一己与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毫无

尴尬可言。他用“栖居与游牧之地”来命名自己的论文集，本身就可以视为对自身困惑的克服。个人对一种普遍性困惑的克服并非一桩简单的事，仅仅视文学为逃避世声嘈杂之所，不可能让人心安，不可能是有效的克服。事实上，在这段明晰的表述中，更多的是因一己生命和文学相连而张扬放恣。这境界有点类似于他对张炜的评论：

张炜从哪里获得这样非凡的力量？与永恒的大地相依，身上涌动着千万年以来的清流活水，时代病症的障碍在张炜身上就不是障碍了。这样的境界一点也不玄虚，它就在于《九月寓言》这样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普遍而不是个别，真实而不是（不需要）隐喻和象征，这里就是生生不息的自然、历史、传统、现实、生命和精神。

张新颖将他阅读、评论张炜小说过程中的愉悦称为一种不能自抑的“复

活的欢乐”，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有助于理解张新颖评论文字的强烈个人风格，即从不掩饰自我的体验感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评论都是评论对象的一种最为自然的延续，一种审谨敏锐又蕴藏着热情的再创作。这同样也有助于了解他与文学的关系，文学批评对于他来说本身就是一段精神历程，这本论文集正好为这个过程提供了解释。评论者和小说家一样，需要克服“时代病症的障碍”。但是，他也许没有张炜那样幸运，小说家获取地气神启可能很神秘，同时也可能更直接。对于评论家来说，热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无论对人对己，理论的力量和明晰的分析才具有最终的说服力。

他最早的文学评论是始于对中国先锋的小说的关注，而这种关注的核心在于试图发现当代新进小说家为文学所提供的新质素（在他看来，这是判断是否是当代文学的尺度），这种观众同样在他后来关于台湾文学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透彻的文本分析成为这些评论文字的重要特征，敏锐的洞察力和明晰的文风构成了他评论的突出风格。他所强调的新质素，相当大程度上还限于文学本身的可能性，《新空间：中国先锋小说家接受博尔赫斯启》和《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这两篇最符合通常学术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评论中，自我体验的流露还是比较有节制的，思考与行文也有滞于对象之感。但是，他对于当代文学的

这种观念却强化了文学批评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意识，即批评本身也在为当代文学提供新的质素。

这之后，便有了编于书首的 3 篇“文化感言”。在一定程度上，以前的评论成了注脚，由较为纯粹的文学批评引申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分析和思考，行文和思考更加挥洒自如。将北岛，崔健，王朔作为近十几年来当代文化变迁不同时期的代言人，不能不说这是独具慧眼的见地。引入“反主流文化”（他用了“文化反抗”这样更为朴质的说法），无疑表明他对挑战社会日常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的所能达到的高度的关注。事实有点让人沮丧，作为文化意识自然产物的“文化反抗”很快就到了自我消解的终点，其代言人很快就过渡到后现代社会的明星。在他看来，当代“文化反抗”是源于“红旗下的蛋”这样一种基本身份和由这种基本身份带来的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消解如此之快就不足为奇，因为社会结构的迅速改变，特殊的历史就立刻成了远不可及的模糊背景。

但是不可逆转社会结构的变化，带给知识分子的却很可能是一场更大的尴尬，即张新颖所谓“精神价值的世纪末尴尬”。经过整合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和一般日常意识，对于业已丧失了社会文化意识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泥潭，具有不可低估的催眠作用。不能适应身份变化，会导致不能自省和重新思考、估价精神作用，结果是丧失承担精神问题的能力。

张新颖将尴尬或者“存在的难题”归结为无法表达自己的问题，这便是

《存在的难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这篇精彩的文字。在这里，他对先锋文学的研究为他的审思提供了出发点：

换句话说，我能创造自己的独有的词汇和语法吗？⋯⋯在先锋文学极端的表述中，特别常见的是在先锋诗歌中，它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摈弃和破坏历史和现实中通行的表述原则，它使自己成为一种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独语。先锋文学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发现”和致力于其间张力的表达，其实可以理解为精神主体的自我发现及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几句极端的独语，和彻底的沉默没有什么两样，现实不尊重沉默，因为

沉默是先在历史或现实所提供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反存在，先锋文学最终与现实的媾和便是明证。对于个人，我猜想沉默并非是张新颖的选择。在这篇文章里，从头至尾他都使用复数的“我们”来表述跟他一样的人，即“黑暗中的同伴”，如果要认为这是一个类的称谓的话，那么我想这仅仅是强调后出的意思。对于个人来说，拒绝流行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和一般日常意识的泥潭，即意味着承担精神问题，承担“存在难题”的勇气，栖居与游牧原本不是逃避。它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勇气，文学也会为勇于承担的人提供一个寄居与依存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