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潘旭澜

我在培元高中毕业时，渴望读大学。可是家里各方面十分艰难，连参加入学考试的路费都没有，只好暂时搁下升学的念头。

1952 年，全国大陆首次实行统考，大学生伙食免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考上了复旦大学。从南安老家挑行李到泉州，十二指肠大量出血，还是横下一条心，踏上旅途。那时到上海，要乘好几天车船。

上海毕竟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曾经是东西方文化汇流处。复旦大学的老师、同学、图书馆、学术空气，构成了不可多得的学习环境。

我听过课的文史哲老师们，大多是驰誉国内外的名教授，少数是很有实力的中年学者。他们在课堂上的一些即兴发挥，往往比讲义对我更有启发。课堂外随便谈谈，常比上课更使我受益。他们讲的知识、理论、方法，对我入门起过作用。而他们的治学态度、文化境界，则长期影响和熏陶我。对他们的造诣、成就充分钦佩的同时，也注意到每一个人必然有的局限，所以并不专尚一家之言。一些同班或高班同学，在宿舍、饭厅、路上，我同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比正式的课堂讨论轻松活泼，也切实有益得多了，所以彼此视为乐趣并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直到今天，我还常从他们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以他们的成就来策励自己艰难的跋涉。

老师们指定的参考书，我感到很不满足。每学期便根据自己的志趣和可能，开了书单，再请老师提意见，然后增减确定。有的人将这样做称为“独搞一套”、“好高骛远”，个别谈、会上批。我觉得可笑，但又不能不理睬， 只好将书用报纸包起来，或者躲到僻静处才读。

书单数量相当大，读完不容易。于是，我只有星期七而没有休息日。寒暑假更是黄金时间，春节只有大年夜和初一上午给自己放假。到毕业前夕， 才去过闻名已久的“大世界”。每年季节转换时，就觉得从家里带来的唯一的老棉被不好盖，数九寒天更是冷得难以入睡，便将日间读的书加以回忆和思考，有时还偷偷在被窝里打电筒将问题记下来。虽然手脚都冻烂，冬夜也不特别难熬。于是，我总是提前、超额完成自己开的书单。多数的书，读时往往觉得在同作者交谈、讨论、争辩，从中得到许多安慰和乐趣，忘却或减轻了现实中创痛的折磨。有一小部分书，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的，颇有几分像为了参加统考而背数学习题。

当了助教，庆幸自己读书条件的改善，还为比读研究生的师兄们自由度大些而高兴。可是，没有让我有按部就班的时间，就必须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了。我知道站在一个名牌大学的讲台上不容易，更知道一个小助教混在好些名教授之间独立开课的难处。而且还按照自己的想法，坚持将当代文学纳入教学计划，当时各大学的现代文学史都到 1949 年为止。于是，天天像考试， 日日马拉松，两次夜里被抬上救护车。这才多少体会到什么叫逼上梁山。玩命的结果，是没有被眼界挺高的同学嘘下来。有些不太讲胡子、牌子的同学， 还给予热情鼓励，直到现在他们已大红大紫，还回忆起当时一些有趣的细节。这比系主任在全系教学总结大会上的公开表扬，更使我欣慰和珍重。

山雨欲来的岁月，同一层次的助教，只我一人不给升讲师。不久之后， 又被作为“白专道路”挨了批判，随着又被赶下讲台，没完没了地下乡改造。

终于，在史无前例的 1966 年，改造成“牛鬼蛇神”。从此以后的十多年，我是靠信念和意志才活下来的。重病就医时，生怕将来之不易的治学心得全带进火葬场，悄悄写了一部古代文学专著和一批文史札记的未定稿。这些迄今还没空整理问世的手稿，其写作过程，比不少虚构的长篇小说要耐人寻味。 1978 年 12 月，我再次开始发表文章。在这以前，已经 14 年余不曾有任

何稿子印成铅字。

1984 年，我 52 岁，被评为教授。那时，算是“年轻”了，所以要特批。在这之前和以后，我招收了几茬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生和博士生。那一年还应邀到日本，为十几位硕士生、博士生、讲师，讲中国当代文学课。

80 年代，我出版了几本书，既不满意也不后悔。从 1986 年起，大部分

时间和精力用于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排印之际，被列为国家 1991—1995 重点图书。1993 年出版后，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菲律宾等地报刊，发表了几十篇评论。1985 年以来，我作为老童生重新学写些散文，陆续在报刊发表。离初中时代首次发表散文已几十年了。以后要写的论著和散文，大约会有所长进。只是，我已步入老年。

明知人生的旅程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可我这些年却不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