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藏书家

张锐

家中究竟存过多少书，谁也没数过。现有两个书箱，三个书橱，一个书架，另外零七碎八地还垛了一些。书有我爷爷的，有我父亲的，还有我的。

爷爷是 1904 年生人，念过私塾，后又随新学上了师范，曾当过英语翻译， 是英国一个驻青机构的高级职员，40 年代失业后，经友人介绍在四方小学做了教员。爷爷集书起于何时不得而知，据父亲讲，从前爷爷的书要比现在家中所有的书还要多，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竟整整烧了一天，现存的是因在父亲手中才躲过了灾难的。因此家中爷爷的书最少，但却最珍贵，有的书比父亲的年龄都大。

自打懂事起，我就从未见爷爷看过书，只是偶尔看看报，练练毛笔字。记得读高中时，有一次我在重新装订一套线装的《康熙字典》时，问爷爷这书是啥时买的，爷爷只是呆呆地盯着我手中的书发愣，急得父亲直向我使眼色，怕爷爷再伤心。3 年前，蓄着长髯的爷爷离开了我们，留下的只有那几套早已发了黄的、浸透了岁月沧桑的书。

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九死一生的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执意脱去官服，考取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在青当了一

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父亲集书起于解放战争，从北到南，只要部队在城镇驻扎，头一件事就是逛地摊，遇上好书就用津贴买下，书积多了或有战事， 就寄存在战友或百姓家中。这些书因战友牺牲、调动、部队转移等原因，已无处可寻了。

为购书，父亲从不喝酒，并把吸了多年的烟也戒了，离休后还为一单位守夜，以便用这百拾元钱添置更多的书。动荡年代，与世无争的父亲为保护好自己珍爱的书，曾两次大肆宣扬地请人帮忙卖书，以资佐证自己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他把余下的书分送至亲戚家，或藏在箱子里，再盖上衣服、鞋之类的东西，以遮人耳目，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找出，守着昏灯默默地翻看。每每回忆起这事儿，父亲就会洋洋得意地说：“这

叫丢卒保车。”的确，父亲比爷爷聪明。

我集书以及以后考上父亲的母校，纯粹是得益于爷爷的熏染和父亲的棍棒教育。自小父亲就逼着我练毛笔字、背唐诗和古文，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的加强，渐渐地对书也就由憎恨变得喜爱了。集书是工作后，自己真正对钱有了支配权开始的，那时月薪只有 21 元，除去开销，最多也就可买两三本书。虽说如今生活好了，但我与妻仍属工薪阶层，在购书方面不允许有太大的开销，因此在购书、藏书时，我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力求精选、实用、具有收藏价值。为了集书，至今家中的家用电器仍是结婚时妻陪嫁的一台冰箱和亲戚淘汰下来的一台 12 英寸黑白电视机。妻肯嫁我，是因我的藏书给了她深刻的印象，要不她怎会花千元订购《汉语大词典》，使我成为岛城为数不多的私人拥有者呢？然而最使我欣慰的是，两岁半的女儿不仅能识字，而且从不撕书，将来肯定会成为我家的第四代藏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