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有蛇路，鳖有鳖路

胡正言

儿时，我用挑野菜、逮青蛙或放鸭子所得的钱，也像其他家境较为宽裕的小伙伴一样，如期交了学费，甚至还做了一两件新衣服，父亲于是向人夸耀：“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一条泥鳅一条路。”

父亲可惜没有文化，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哲人。父亲随随便便地说出的这个极平凡的真理，我这个小有文化的人，竟苦苦地摸索了许多年！

某次和地方作家小聚之后，一位同行忽发感慨：“如今的作家，越来越贵族化了。”有些发表了或多或少或很响或不很响的作品，知名度或高或低的作家，痰是不会随地乱吐了，烟头也不会随地乱扔，穿衣戴帽，举手投足随之也有大改变，变出了派头。派头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剔牙也要剔得有风度是一种派头，长毛深发，身着乞丐衫，被子从来不叠，空酒瓶到处乱扔，故意把挺不坏的屋里弄成猪窝状，也是一种派头。至于哗众取宠，作惊人之语，更是家常便饭。明明写的是中国的士兵，中国的工农或其他中国的什么人，却偏要挺气派地把什么诺亚方舟、伊甸园、缪斯、普罗米修斯、黑格尔们一道请来，和 T 恤衫、牛仔裤一起胡乱地给他穿上去。就像当年上海滩上的小贵族，拄着文明棍，挂着金怀表，打一个响指，说一句半通不通的洋文，再呷一口浓浓的咖啡。竟也把不少华人与狗吓退。若不是他那一头黑发和一张难以改变的黄皮，你真不知先生是哪国人氏。

也有人真地去寻根，去写土得掉渣的中国人，但你瞧他那双看得很深很透闪闪发光的眼睛和那一脸深刻相，你瞧他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神态！他的观念是最新的，他的意识是超前的，他跟普通人不一样，他是拯救你，拯救世界来了！进而，在作家中便出现了层次说。某些作家是高层次的，某些是一般层次，某些是低层次的。圈子于是划就，山头于是占定。那自命高层次者，云里雾里，感觉极佳，他那两只高高扬起的黑乎乎的鼻孔看不见，也不知道下界尘世里浑浑噩噩的百姓们都在干什么，想什么。

不幸的是，我们依然保持和发扬了阿 Q 那种趋贵附势的习气。我们可能瞧不起那些甘愿被冷落被讥讽而去热泪盈眶地欢呼一个洋演员的角色，也可能蔑视非要在好好的眼镜上贴一块洋商标的同胞，但我们自己呢？越是晦涩难懂的文章就越好，越是莫名其妙就越妙，那是划时代的，那是新的突破。你看不懂？是你层次太低；你们看不懂？我是写给后人看的。写的人高了， 吹捧的人也跟着高。人往高处走，谁不想高呢？至于究竟有几个读者，那是不管的，曲高和寡嘛。

不知道我是否学着了些许贵族气。我明白我的层次并不高。可我毕竟是个搞专业创作的，总不能长此以往地低下去。虽如一位属高层次范围的诗人所说：“现时代的作家，谁也难以永垂不朽”，但我还是应该努力，好不容易惨淡经营出一些速朽作品的我，绝不敢狂言让后世人去读这些玩艺。同时代的人都对它不屑，后世人还能拿它作数？于是我不得不去向“高层次”的人们看齐。然而很怪，有些被圈子里的人捧得极高的作品就是读不进去（这绝非嫉妒心理作祟。嫉妒屁用不管，你把别人骂得一文不值，到头来，真正不值钱的正是你自己）。我想这大约就是吃惯了青草的山羊，怎么也无法学老虎去食肉。你不能不承认，贵族是有血统的，贵族心理也是先天及生成贵

族的环境造就的。当然也有平民百姓后来变得比贵族还要贵族。那也是一种天赋。而我正缺少这种天赋。比如，当兵 20 年，好赖也混个相当团级，书也出过七八本，依然一副土头土脑像，即使穿一身西装，顶多也只像个乡办企业的采购员。

我曾认真地怀疑过，自己究竟是不是个作家的材料？虽然我还能继续写下去，虽然我也像我的农民父母一样勤奋，虽然我甚至被称之为多产作家。作家其实极难当。然而我们这个需要大量作家的时代，滥竽充数者确也不在少数。我是不是充数的南郭先生？我若不能自出机杼，发人所未发，还不如干脆转业回家当采购员。

经过痛苦的自省和反思，我发觉情况还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糟。当我努力扩大自己的视野——读一些最新的外来作品，努力把猛子扎深些——和读者、和我描写的对象交心，逐渐又自信起来：我大可不必自暴自弃！原来有些装璜得不坏的作品，也不过是中国土豆外国包装。我想，这种洋包装的产品，可以激动一些人，可以走红一时，但终究恐怕难以出口。你的装璜毕竟是学人家的，人们要的毕竟是产品而不是装璜。

有人说，军事文学已经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浪潮，但这潮头似乎平平。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也和我们的其它产品一样，已经开始走向世界，而军事文学的景况似乎不太喜人。军事文学是有它的特殊性，可这特殊性对于同属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等国的作家好像并不适用。

再去看那部世界闻名的《静静的顿河》吧，那发生在异国他乡的遥远的顿河边的故事，为什么那么亲切感人，似乎有着永久的魅力？而作者作此书时才二十左右，那么年轻！以至不可思议到现在还有人在怀疑究竟谁是它的真正作者。那是天才肖洛霍夫怀着满腔赤诚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和人们！肖洛霍夫写不出《巴黎圣母院》，但《静静的顿河》无疑也当之无愧地和《巴黎圣母院》一样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

葛利高里是肖洛霍夫的葛利高里。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的哥萨克军人。当代中国军人是个什么样子？一位爱好文学的连队指导员给我来信说： “你可以把我们的战士描写成弹着吉它冲锋，一天一封恋爱信，日记写得比散文还精彩，都是具有哲人和诗人的气质。但我周围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操着各种方言的农家子弟。他们的家乡还都比较贫困。即使在前线，他们想得较多的，也是家里的几亩责任田，弟妹的学费⋯⋯”

有这样一位军人，一位将军，他也和绝大多数将军一样，本是农民。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并曾身居高位的他，竟要求身后棺葬，埋在他家乡的土地里， 守在他早已亡故的父母身边。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生为国家尽忠，死为父母尽孝。如果仅从这点看，从农民来，最后又回到农民去，一辈子划了个大圆圈。但他的卓著战功是世人皆知的，他为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将彪炳史册。这位快人快语、刚直不阿、敢做敢当的将军既不同于巴顿，也不同于夏伯阳，这才是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军人。他和许多健在的将军们，和正生龙活虎地行进在八一军旗下的千千万万个中青年军人一样，身上依然流动着农民的血液。

我熟悉他们，我从骨子里了解他们。这正是我的优势。

去年，我曾随部队作家参观团访问过江西老区。最使我感动的，不是那养育了中国革命的山山水水，不是老区人民为中国的解放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而是那令人惊讶的贫困的环境中，那一张张真诚、朴实、善良而热情的

面孔。虽然老区人民的生活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照样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需要，他们照样会像当年一样送郎、送子当红军！当然，那宏伟堂皇的纪念馆、堂墙壁上张贴的不许卖淫、聚赌的布告，以及教授铁沙掌、定身法和红红绿绿的布告，也使人感慨千

万。

我熟悉这些胼手胝足的人们，我看懂他们眉头的郁结，我听懂他们的叹惜，我也清楚他们令人痛心的劣根性。这正是我的优势。

在我的一个作品讨论会上，当今中国最高文学学府——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那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教授挺激动地说：“正言选取了一个好的角度， 一个很好的支点。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当今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人是穿军装的农民；工人是拿榔头的农民；就连我们，也是穿制服，舞文弄墨的农民。”我的师长胡石言也说：“他找到了自我。”

自我，谁都有自我，谁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即使一些贵族化的作家， 也写出过不少好作品，因为那正是他的自我。同样，在我之前，一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聪明人早也找到了自我。他们写出的极有份量的作品便是明证。而我，竟走了许多弯路，寻觅了许多年。

可见我之愚钝。愚钝也有愚钝的好处。不大活络的愚钝人一旦认准了路， 就会一条道走到黑。

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一条泥鳅一条路。我要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