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趣味

刘绪源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是他对中华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虽然这两部书内容极其庞大繁复，非有惊人毅力者决不可望其项背， 但对于钱先生本人来说，却是“趣味”的产物。在《谈艺录》卷首，作者写道：

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番，吾党言诗有癖者，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 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

这就是《谈艺录》最初的缘起。在这段小序式的文字中，“雅喜谈艺”、

“言诗有癖”、“技痒”、“兴会”、“自遣”等语，无疑都是“趣味”的明证。

《谈艺录》还有另一段正式的序文，开首第一句就是：“《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可见，趣味既是对于自身的心灵释放， 同时也是对于外界黑暗的抵抗或逃脱。写《谈艺录》是在抗战时期，而主要是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完成的。当时那种离乱和压抑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同样，写《管锥编》，则主要是在“文革”后期。他们全家在这场动乱中的悲惨处境，从杨绛先生那本散淡平和的散文集《干校六记》中，即可看出眉目来。而钱先生就是在那样的气氛中草就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这又告诉我们，在气氛阴晦的年代，或心绪悲凉的年龄，“趣味”，有时又恰恰是促成人们做出积极有益成果的最长久的动力。

事实上，趣味本身，的确有一种不断引导人们向深处开拓的功能。这大约可算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很有趣的秘密。

不妨将“趣味的写作”与“功利的写作”略作比较。 “功利的写作”所注重的，是外在的效果，即外界的需要。这当然能在

很大程度上保证写作的时效性，使之大致不落空。并且，外在的效果又能呼应内里的写作心态，刺激起进一步努力的欲望。所以，这种写作是较能引出实际的成果来的。但反过来，它也能限制你进一步获得成果。比如，你是研究明史的，一旦成了明史专家，今后别人当然就以这一专家的眼光来要求你， 凡与明史有关的问题部来请教你，哪怕你不感兴趣的问题你也不宜推脱；当你的研究告一段落，或学术兴趣业已转移，你却常常不得不屈从于外界的需要和压力，继续负着你这专家的头衔在老路上走下去，所以，“功利的写作” 往往能使人“尽责”或“尽职”，却很难使人“尽才”。

相反，“趣味的写作”所注重的是作者自己内心的释放，是自己的兴味和意趣。他不必照顾太多的外在的命令，而只顺从自己内心的命令。这样， 他的写作就往往是“乘兴而起，败兴而止”，有时不会引人注目，有时又难免半途而废，但他始终不会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他的工作状态总是兴致勃勃的。一旦出了成果，成了哪一门的专家，他的学术方向或写作方式仍随时可有变化，不受外力约束。在这种时候，他反倒能够做出多种多样的成绩来，也能够尽情地发挥他多方面的才华。所以，只有“趣味的写作”，才可能是真正使人“尽才”的。

俗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功利的“高”与趣味的“高”， 分明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以外界的需要，以他人的评价为标准的；而后者，则更看重自身的体验和自己的评价。这样，以趣味引导的研究和写作， 就必然会不断地迫使主体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而决不允许原地的踏步。因为趣味并不是一种平静不变的东西，它是活着的，是不停流动的，它在人身上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过程。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有变化，不可重复，不可在同一个平面上含糊度日，不然，这趣味很快就会变得“没趣”极了。由于这一规律的指引，所以凡注重趣味者，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的目光就日益尖锐和深刻，他们所注意的事物也就愈益艰深不凡了。其实，人对于音乐、美术、书法等等的兴趣，无不是如此的。最初的兴趣很可能只在浅层次上，只喜欢那些甜腻流俗的作品，但只要这种兴趣长久地存在着，它就必然有所发展，渐渐地，兴趣就会向深处转化，天长日久，很可能就成了一个能欣赏高层次作品的专门家。永远只在浅层次上徘徊的欣赏者，其兴趣大抵令人怀疑。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过去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作家或诗人，到中年以后，竟会不约而同地沉入到一些较为遥远而艰深的学术课题中去，并且常有人是沉入到“国学”中去了。我想，趣味的引导作用，它之不断迫使主体向艰深处迈步和发掘，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