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

互补互救

解勇

休息天整理书柜，又见自己在青海兵团时临摹的一些作家肖像。有泰戈尔、哈代、萨迪、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赫尔岑、海涅、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

这些画像也是我读书的一个记录。

那时没有书读。“文革”时兵团所在地的县图书馆被县上的造反派砸烂， 有些名著流散到兵团战士手里，再通过同学、熟人、书友关系，从工程团到农业团，在战士中间私下传阅。兵团里看书都是突击式的，一本书借来如有 3 天时间，有 6 个书友，那就每人半天，轮流看。如果这 6 个人又各有一个书友，那么每人就只有 1/4 天，6 个小时了。这中间如再有“夹塞”，每个读者的时间就更少了，“点灯熬油”地读个通宵，上半夜睡觉，下半夜起来看书，都是常有的事，我读书有做摘录的习惯，碰到这时候，就仅能记个书名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看这横扫一切文化的架式，我辈今后再也读不到书了， 新版不出，旧版不存，读一本少一本。我感到怅惘，为书忧伤。幸亏那时还不禁止画画儿，我就从读书时间中挤出时间，把书上的作家画像临摹下来， 就以这些摘录和画像作为自己的“图书过眼录”。我现在还保存着的当时临摹画像有 10 多幅，临摹插图（如《牛虹》插图）四五幅。于我自己，算是对于遭劫的书的一种特殊的救护吧。

时间稍长，我从一个读书者，变成一个补书者，习惯于边读书边抻平书的折角和卷边。有的书撕了封面，为之补封面；有的书书页残损，为之粘贴。有的书别人遗弃了，我收留它，并为之整修。在我的书籍中，有石印本的《石头记》残册，有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残本，有画家丛书《徐悲鸿》残本和不全的《朗费罗诗选》。这些书昭示着书在中国曾遭过何等的厄运！ 1974 年或 1975 年，我去敦煌，见书店有《敦煌壁画选》画册，封套已残破， 店员说这是仅有的一本了，当时我带的钱仅比这画册的售价高出少许，犹豫之后，我还是买下了这本画册，以致于不能再买吃的用的带回连队。

1985 年秋天在青岛，我出门途经原市图书馆，见院里堆了很多书，近前一看，是一批俄文原版书，都盖着“中苏友好馆图书室藏书”章。有一些人在围观翻检，有一农民在往麻袋里装。原来书是原中苏友好馆图书室藏书， 因撤馆图书划归市馆，市馆因无书库存放，很多发生了霉变，只好处理。收购者是崂山一个制鞭炮的个体户，价格压低得令人吃惊。我凑过去翻检，收购的农民不让，但因书多人多，也顾不过来。我检出几本，提出购买。个体户不肯转让。我抱着书不放。其他翻检书的人也多是爱书的人，虽自己不买， 但替书可惜，遂出面“打抱不平”，个体户说不过，遂要价 5 元，非 5 元不卖，这比他收购价高出几十倍了，但我爱书，就付钱买了，也算是“救”了这几本俄文书吧。可那一堆里还有多少这样的好书，它们都逃不脱撕裂裁条卷为爆竹最终粉身碎骨的命运了，至今不愿去细忆那场面。

我补书救书是一时，书补我救我却是一世。我读了一点儿书，是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和人生画卷，书给了我关怀人理解人的胸怀，书教我如何做人和生活，补我的不足和缺陷，使我向往崇高和完美。在兵团的日子，有时真是“苦杯溢满了”（赫尔岑语），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地方可以宣泄，那时，只有书，只有书这忠诚的朋友陪伴着，度过一个又一个长夜；只有书，作为精神上的支柱，支撑着一个信念，使跌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不再跌倒下去。

书是我的恩师和挚友，让我今生做一个读者，可能时做一个作者。在人生跋涉中，书与我互补互救，我们将像青春伴侣一样，相搀相扶，走完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