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德保民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理论基础

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周公亲自经历了武王伐纣灭商的战斗，从夏、殷两代的经验教训中提出不可不以夏为鉴，不可不以殷为鉴。他不否认天命，但也不迷信天命。他认为享有天命的夏、殷之所以灭亡，是“惟不敬其德”，凡是失德或不德者就会丧失天命。他认为天心随民心而转移，也就是说人的敬德程度决定着天命的得失与否。显然，他把民意放在了天命之上，在人事与天命的关系上，提高了人事的作用。所以，他不断告诫统治者：应当以民情为鉴。

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包括许多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在政治上要求统治者明察情况，用贤去奸，不可一味使用暴力，要慎于用刑；二是在道德教育上要求统治者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道德修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三是在人性论上，他所论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属于我国古代人性论的范畴。以上三者可以分别称为“德治”、“德行”与“德性”，讲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 是十分现实的政治、伦理和教育问题。

周公主张“以教育德”。他既讲德，又言教，主张加强对人的教育。他从敬德思想出发，高度重视教育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西周教育提倡文武并重、诸育兼顾，关心民生日用之所需，促进了“六艺”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都与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分不开。

周公的敬德学说，是他阐述教育作用的重要理论基础。他从德治论出发，阐述了教育的政治作用；从德性论出发，阐述了教育对人后天德

性的作用。这些论述，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是周公最早将教育与德治联系起来，把教育作为治民安人的重要工具。他从历史经验中看到“民情大可见”①，懂得了“小人难保”②的道理，采取了文武兼施的两手来治理国家，即对广大民众， 要以安抚、教化为主，镇压为辅。这就是周公的德治。他告诫周室统治者要“明德慎罚”③，就是治理国家要先教后刑，并且要慎于用刑。他认为，这是周文王振兴王业、奠定灭殷基础的根本原因。他还强调对民众要经常进行训导、告诫、教诲，认为这样治民民就不会弄虚作假，进行欺骗，他还认为，为施行教化，必须使民有所规范，知道言行的准则。因此，他制礼作乐，使大夫以上的人有行为规范。他还提出了“彝教” 的主张，就是主张对国人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彝教”就是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目的在于“齐风俗，一民心”，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周公还特别注意被征服的殷民的情绪，他反复叮咛周王室注意加强对殷民的教化工作。他在《尚书·康浩》中告诫康叔，要“保殷民”，教化他们成为周朝的“新民”。周公曾对康叔说，如果有人告发周人聚饮，决不能宽容，要全抓起来杀头。而对殷人则不然，因殷人嗜酒成性，所以发现殷人酗酒就不能抓来杀头，而应进行教化。周公之所以严刑禁止周人饮酒，直至杀头，是怕他们染上恶习，重蹈殷人因失德而亡国的覆辙； 他之所以用教化对待殷人酗酒，是怕刑不压众，激起殷人的反抗情绪④ 。周公还主张，对殷人即使非杀不可时，也应“义刑义杀”，就是强调对于殷人，应根据“殷彝”判罪，刑杀要合于义。

周公从德治论出发，把教育看作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重要武器，对中国后来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礼记·学记》提出的“化民成俗”、“教学为先”等思想，都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远古的先民把德视为人的本性，故有德性之称。五帝时代认为：“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①，从而认为德性为氏族集体所共有。周公则强调德性的形成要靠教育和个人的努力，把个性修养和教育联系起来。后来，德进一步政治化、伦理化；性则明确指个性。孔子继承周公的思想，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这一至关重要的德性理论。从此， 人性论便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