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上层统治者的教育

西周王朝建国后，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是殷人的继续反抗；二是周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不和；三是周人胜利后滋长了骄奢之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摄政王、太师的周公，深感要巩固刚刚建立的周王朝的艰难。他恳切地告诫周室统治者：只有加强修己敬德，才能保持住周王朝的天下。他在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措施来维护其统治的同时，特别

① 《尚书·康诰》。

② 《尚书·康诰》。

③ 《尚书·康诰》。

④ 参见《尚书·酒诰》。

① 《国语·晋语四》。

重视对统治集团的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看作关系到社稷千秋大业的事情。

他首先强调君臣上下必须戒骄勿逸，勤勉从政。他在《尚书·康诰》中极力劝教康叔要尽心于国事，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和玩乐，方能治理好众民。周王朝取得胜利后，一些周人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反映了骄奢风气的滋长。周公专门撰写《酒诰》，提出严肃告诫：饮酒风起，必定会造成“大乱丧德”的后果。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要采用刑杀手段来严加禁防，同时更要加强道德教育。为了加强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教育，他曾规劝召公（任太保）和他同心协力，辅佐成王，完成师保大责（周公任太师）。他特别指出后嗣子弟德行不好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如果后嗣子孙不能勤王事于下民，丧失了先祖的遗德之光，势必坠失天命而家毁国亡。因此，必须切实加强师保对帝王的德行劝教。

《尚书·君虣奭》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周公自任周成王太师后，一方面辅佐成王，施政于朝；另一方面力尽师保之责，对成王进行敬德保民思想的教诲，收到良好成效。《尚书·无逸》和《尚书·立政》是他尽师保之教的集中体现。

周公首先重视对上层统治者进行“体恤下民，力戒贪逸”的教育。据《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曾指出，有些做父母的人终日勤劳耕作，可是孩子们却不知劳作之苦，一味追求安逸和享乐，结果变得十分傲慢无礼，不接受父母的教诲。他还从正面以稼穑的艰难比喻周先祖创业不易，要成王懂得下民生活之疾苦和劳作之艰辛，要善于关心下民。他还以商代的祖甲因“能保惠于庶民”而享国长久，以及殷王因“不闻小人之劳，沉溺于逸乐之中，结果享国不久”为例，教诲成王深刻理解：后世国君是否不忘先王创业和守成的艰难，是否悉心体察民情和具备不图安逸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国家之存亡。

其次周公很重视进行“勤勉从政”的教育。他曾用周文王对服田力穑之类的事都要亲临处置，以美德和民，以美政恭民，以及为了政务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等事例对成王进行教育，告诫成王要勤勉从政。

周公还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克己自谦的教诫。他曾用殷高宗武丁“三年不言”告诫成王。武丁之所以“三年不言”，是指他要集中精力向民间作调查和思虑为政之方（即“观国风”和“思道”），因而出言和悦，处事勤谨，上下没有怨言，成为殷商之盛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周公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的教诫时，特别告诫成王对待刑狱之事更应慎之又慎，以免有误。《尚书·立政》中所说的“勿误于庶狱”，正是他“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

在克己自谦方面，周公也不断告诫成王：对民众的怨恨责骂（“小人怨汝詈汝”），应当反躬自责（“厥愆”），做到“皇自敬德”，否则就会“乱罚无罪”，“乱杀无辜”，以致积怨于身，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周公为尽太师辅政之责，特著《尚书·立政》篇作为训诫。周公在立政方面特别强调必须以用人为要。他告诫成王，治国平天下，不可不懂用人乃是从政的根本；“立政”就是用人立长，任贤为官，识人有方，任人唯贤，勤于求贤，逸于任贤。在识人方面，周公强调，既要审视人的内心三德，又要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他主张对不同官职的人应

有不同的要求：对治事之官，要看其是否善于理事；对牧民之官，要看其是否能使民安乐；对执法之官，要看其施法是否公正。周公还十分强调任人唯贤，特别劝教成王要用“吉士”（有德之士），远“■人”（利佞小人）。官员一旦任用，就要放手使用，君主只需把握国之大体，不必干扰下级具体行政取权。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史上很有价值的思想。

据史籍记载，周公在勤勉为政、克己自谦等方面，既重言教，又重身教，堪称一代宗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自己说：“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这就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由来。周公对成王的教诫，他总是首先身体力行。据史籍记载，他还政于成王之后，立即“北面就臣位”，不以功臣自居，态度格外谦逊。这就是周公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克己自谦高尚品德的具体表现。周初统治者能够兢兢业业于王政，颇有勤勉谦逊之风，与周公的大力提倡和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周公逝世后，成王不忘其教诲，勤勉王政。成王去世后，康王仍坚持周公的遗教，力戒逸乐，勤奋为政，终于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统一稳定局面，史称“成康之治”。

致力于社会教化

周公十分重视社会教化，力主化民成俗。他首先提倡彝教。“彝教” 就是对庶民进行德行规范教育，即“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他认为庶民若能按规范行事，即“民之乘彝”，天下就太平了。这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教育活动。

孝与义是周公十分重视的民彝。孝，始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祖先崇拜，在母系氏族社会，敬孝以母系为主。周公对孝的含义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其变成了君权、父权、夫权三位一体的思想。周公在政权建设上，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使父权占绝对优势。他还认为“严父莫大于配天”，使周天子成为举国共敬的祖先，使君权凌驾于父权之上。这样，周公就将孝的基础由过去的血缘关系（亲亲父为首）强化为等级关系（尊尊君为首）。周公主张对殷人要根据殷彝定罪，并“用其义刑义杀”。这里的“义”是“宜”的意思，指统治者必须“慎罚”。后来，“孝”和“义” 的教育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教化的主要内容。

周公很注意观民风，并且是“采风问俗”的倡导者。相传周公曾亲自采集文王时期周地以南的民歌。他之所以亲自采风问俗，一是为了调查施政的得失利弊，为讽谏之用；二是为了化民易俗，实施社会教化。周公在观民风、化民俗方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开创者。他倡导籍田礼，对于形成重视农业生产、勤于公田劳作的风气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还十分重视保留被征服的各族有益的风俗习惯，这对于缓和敌对情绪、稳定政局和发展生产，都有着积极作用。周公还主张进行婚制的改革，整饬婚制，推进“对偶婚”，特别是他提倡的“同姓不婚”的新礼俗，巩固了宗法制度。他还主张因势利导，为政“平易近民”。这说明周公既重视化民易俗，又懂得民俗的特点，通过采取“平易近民”的措施，达到“民必归之”的目的。周公以上种种化民成俗的主张和措施，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教化的发展。

另外，周公还对“六经”《诗经》、《书经》、《礼经》、《乐经》、

《易经》、《春秋》）的创作、订定和“六艺”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关于“六经”的著作者，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据考证，这些经典大

多起始于西周，成书于后世。但从有关史料可以判定出对其创作、订定作出贡献的一些人，而周公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六艺”教育在西周很兴盛，特别是书、数教育，相传与周公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