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东方文化教育的发达早于西方。首先，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早于西方国家一两千年进入奴隶制社会，他们创造的文字是西方文字的源头。埃及人创造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字，对世界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约当公元前 13 世纪，腓尼基人便以这两种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拼音文字，即由字母拼成的文字。这种字母文字产生不久，便分化为阿拉姆文和腓尼基文，前者向东方发展，繁衍成为古典希伯来文、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后者向西发展，繁衍成为希腊文。在希腊字母文字的基础上，罗马人又创造了拉丁文，以后更进一步分化为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字，以致成为世界上最通行的文字。

在教育方面，东方也走在西方的前头。古代印度的宗教教育和行会教育的出现都早于欧洲数百年，高等学校也出现在欧洲之前，并对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印度寺院教育的组织及办法与欧洲基督教寺院教育很相似，说明印度的教育曾影响了西方，西方教育是得自印度启发的。

古代埃及对世界文化教育的贡献是辉煌的，曾在公元前 3 世纪居世

界首位。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安条克王朝统治的马其顿、塞琉古王朝统治的叙利亚及其以东地区和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埃及。安条克虽然也是文化中心，曾经吸取希腊学术，养成崇尚论辩和修辞的学风，先后出现各种类型的学校，但仍然无法和亚历山大里亚相比。塞琉古王朝更相形见拙。雅典原是古希腊文化的故乡，但后来陷溺于修辞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成就不大。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特别是其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既有良好港口，又扼交通商旅要津，加上统治者励精图治，兴学尚文，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得到迅猛发展。因此，埃及到“希腊化时期”，可以说遇天时，得地利，人奋发，谱写了人类历史的光辉篇章，执了当时文化教育的牛耳。

在古代，东西方教育的培养目标亦有很大区别。例如，埃及对文士的培养是直接为政权服务的，和希腊培养辩士不同。希腊的辩士以阐述

哲理服务于政权，而埃及的文士却多数是到政府为官；希腊青年奴隶主以学习科学哲学准备参政为目的，但不全有居官的机会，而埃及青年奴隶主经过学习在政府、寺庙和商业中任职极为平常。

在教学内容上也有不同之处。东方有些国家不重视书写教学，不重视基本知识的学习，不重视理论钻研。例如，希伯来学校因过分重视神学，课程比较狭窄。初等教育主要是教学生诵读《五经》，并把《五经》视为神圣经典，曾长期不许抄写。学校曾不教书写，一般人只会读不会写。算术在最初被视为无宗教价值的知识，不让学生学习，只有少数准备经商的学生才能学习。而希腊、罗马的初等学校很重视基本知识的教学，以传授读、写、算为基本任务，被称作“三 R 教学”。两河流域的学校也不像希腊的学校那样重视理论学习。他们也强调学习高深知识，但这种所谓高深知识也只是侧重于应用，而不像希腊学校那样面向理论探索。

世界文化教育的交流自古就有，源远流长。公元前 2000 年代前后，地中海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地带。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曾传播到周围许多国家和民族，曾成为亚洲西部的国际通用文字，如阿拉米人、赫梯人、波斯人都使用过这种文字。古代埃及人的莎草纸曾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通用的书写材料。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曾用这种纸书写。这种交流又大大促进了文化交流。希伯来人就是把巴比伦的一神教观念带回巴勒斯坦，使对耶和华的崇拜发展成为犹太教，后来，又在犹太教的影响下，产生了势力强大、影响广远的基督教。

古代埃及的文化教育在世界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最初，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两种文化是缺乏接触和交流的，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到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则双方交往频繁。约当公元前 1680—前 1570 年的 110

年间，由于喜克索斯人入侵而交流中断。公元前 1570 年埃及驱逐喜克索斯人后，埃及和两河流域又恢复了贸易，保持友好关系。那时的阿卡德语是国与国之间交流的语言，埃及曾雇用巴比伦的文士担任书吏等职务，促进了埃及文化教育的进步。

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文化教育不仅存在于印度，也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力量扩展到东方广大地区，如锡兰、缅甸、暹罗、中亚地区、尼泊尔、安南、朝鲜、日本、爪哇、柬埔寨等地。中国也是佛教盛行的国家。其次，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试图把他的“宗教征服”扩张到西方国家，曾宣称佛教要成为世界宗教。虽然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实现，但以后佛教文化的确流传到世界广大地区，特别是对欧亚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希伯来文化教育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世界文化教育自古以来就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历史见证。公元前 1570 年埃及建立新王国之前，居住在两河流域的希伯来人曾迁至迦南（今巴基斯坦），新王国建立后，埃及即将迦南并入埃及版图，将希伯来人移入本土，强迫为奴。到公元前1250 年，这些希伯来人又返回迦南。在此期间，希伯来人受到了埃及文化教育的洗礼，接触了人类先进的文化。当希伯来人为“巴比伦之囚” 时，他们看到巴比伦精美的学校和图书馆，大开眼界，受到了深刻启发。希伯来人在公元前 538 年被解除囚禁返回故土后，立刻在各区建立犹太会堂，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希伯来学校。“希腊化运动”使希伯来文化教

育得到发展。公元前 4 世纪，希伯来受到希腊思想和学术的波及；从公

元前 3 世纪起，耶路撒冷建立了希腊式的学校和体育馆，一般青年都醉心于希腊文化。马可比统治时期曾坚决抵制希腊文化的影响，但因希腊化趋势强劲，马可比采取了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分校学习的办法，以避免希伯来人受到“非纯正文化”的熏染。在这种形势下，更加速了犹太会堂向学校的过渡，希伯来出现了大批学校。犹太学校的产生及课程和教法的改革都与希腊化有密切关系。教育史学家认为，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三个文明古国都为希伯来教育提供了乳汁。

中国文化教育虽从诞生之日起就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但决不是自我禁锢的系统。长期以来，中华各民族文化以及外国文化就以迁徒、聚合、贸易、战争、合作等为中介，相互交流，相激相荡，逐步发展繁荣起来。首先，中国的文化教育是以中原定居文化为中心，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这一过程自商周时代就开始了。其次，中国文化教育还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兼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在这种相互交融、渗透中，中国文化得到了发展。

埃及文化教育的希腊化是世界古代文化教育互相交流的又一历史见证。公元前 4 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建立了地跨亚、欧、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曾从师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热爱希腊哲学、文学，当国王后极力宣扬和推行希腊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2 年征服埃及后，以帝国国王兼任埃及法老，在尼罗河口的肥美之地建造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帝国政治活动的中枢。随后，希腊人源源移入埃及，还有来自五湖四海，包括希腊在内的各国学者，遂促成多元文化的广泛交流。这不仅是希腊文化的推广传播，而且是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德国史学家德罗伊生曾称此为希腊主义或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埃及人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一世索他和二世菲来德法斯醉心于希腊学术，崇尚希腊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继承祖训，定都亚历山大里亚，又在南部营建托勒密迈伊。两城以雅典为范本，都享有自治权，聚集大量外来移民和众多文人学者，成为新文化的天然孕育场所。在文化使者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托勒密一世又在首都建立图书馆，广为搜集图书，奖励编译，借以传播希腊古典文化。托勒密三世时，提倡大量抄录雅典名著，并且规定凡携带书籍过境者，一律借留抄录。另外，由于政府礼遇贤士，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聚集埃及，致力于学术研究，成果累累。到公元前 30 年，罗马帝国吞并埃及后，亚历山大里亚依然为东西方学者的集居地，并成为东西方哲学的融汇之地，产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和犹太哲学互相杂柔而成的新柏拉图主义。葛立夫斯认为，自亚历山大大学建立直到罗马统治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已代雅典而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大学也成为世界上的领袖大学”。二、原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