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商西周时代的卫生保健

在中国的夏商西周时期，人们为了战胜疾病，已知道注意卫生保健， 无论是个人卫生，还是环境卫生，都有很大进步。

在个人卫生方面，对洗手、洗脸、洗脚、洗澡已形成习惯。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到三代（夏商周）的遗址中，已出土大量陶■或青铜■， 这就是洗手的器具。1935 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殷王墓中，有一整套盥洗用具，包括壶、■、勺、盆和去垢的陶搓等。《周礼·天官冢宰》中的“幂人”，就是专管王室日用巾幂的职官。到了周代已进一步认识到沐浴的治疗意义，提出了“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礼记·内则》指出，“鸡初鸣，咸盥洗”，这说明那时已有讲究个人卫生的良好习惯。

远古人类就注意到了饮食卫生，商周时代有了很大进步。在中国华东地区，从 7 千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到 5 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些遗址中，都发现人工开凿的水井。“凿井而饮”，这在当时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卫生保健措施，说明人们已懂得用水卫生，也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已摆脱必须依河傍湖聚居的局面，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生存领域。到了夏、商、周时期，特别是周代，对饮水的清洁更有了进一步的保护措施。首先是出现了陶制的井圈和下水道。井圈是防止塌方和井水受到污染的设施，下水道既能防止地下水受到污染，又能维护居住地区的环境卫生。这种设施已大量被发掘。其次，据《周易》、《风俗通义》的记载，西周时代已有护井公约，这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最初的卫生管理法规。再次，井修好以后，还能经常掏洗，保持清洁，对饮食卫生很有好处。

在环境卫生方面，已取得相当的进步。首先，已注意选择一个好的

生活环境。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环境卫生的理论，《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崇高则阴气治之，污下则阳气治之⋯⋯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这说明，他们已知道地理环境对人的生化寿夭有着重要影响。《素问·宜法方异论》则进一步指出，因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形成人的不同体质，并相应地导致一些易发疾病。因此， 他们认识到：选择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对养生防病、延年益寿有重要意义；对环境的选择，包括地理环境、住宅建筑的设计、合理的居室布置等都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和明确的选择原则。《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将住宅（特别是寺院）选择在居高临下、树木茂盛、环境优雅的地方（深山），因为那里空气新鲜、泉水清沏，无污染，无噪声。

其次，我们的祖先已注意到住宅建筑的设计要符合卫生保健的要求。中国古代养生家主要基于阳光、空气、清洁、安静、温度、湿度等方面的考虑，着重对住宅的位置、座向及美化环境等提出要求。一般都是坐北朝南，因为这样具有充分利用阳光、便于空气流通、冬暖夏凉等优点。

再者，中国古代已注意到居住周围的卫生设施。在殷墟遗址中，已发现人们居室附近有排除积水的水沟，商周时期的陶制下水道设施，都是环境卫生方面的重要措施。古人还很注意消除粪便和垃圾，在周代就有了“井匽”，即公共厕所。在甲骨文中已有“帚”字，还有了洒扫和室内除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知道通过消除污物和除害来改善环境卫生条件。在《周礼》、《仪礼》和《诗经》中还有关于除虫灭鼠方法的记载，如记载了用堵洞、药熏和洒灰等方法来除虫灭鼠，这些都是周代以前管理环境卫生的重要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三代时已知道预防疾病和建立公益卫生管理制度。早在 3 千多年前，人们就有了预防疾病的思想。黄帝《内经》记载：“圣人不治已，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淮南子》亦指出：“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据《史记》记载，周惠王 22 年大疫，设坊进行隔离等。《左传》中还有“国人瘈狗”的记载，瘈狗就是疯狗，是通过逐疯狗来防止狂犬病。我国古代医事制度大体从周代开始确立。周代医学有较大进步，开始分科管理并制定了医疗管理制度， 包括医学行政管理、医学教育、医生分科分级及考试升迁等方面的制度。医师是众医之长，隶属天官冢宰，掌管医政和医疗；食医主要掌管王室饮食；疾医就是内科医生，负责为平民治疗疾病；疡医就是外科医生； 还有兽医。周代已经有了医事考核制度，对官医建立了平日临床治疗效果的记录制度，年终时总结，据其治疗率评定级别，视其技术水平决定薪水的多少。可以说这是中国医事管理的开始，以后历代基本上沿袭了这种管理制度。

与医疗卫生有密切关系的药店亦最早出现在中国。自周代以来，医、药就开始分工，设立了公办的藏药机构。《周礼·天官》记载：“医师上士 2 人，下士 2 人，府 2 人，史 2 人，徒 12 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府”就是药物保管一类的人，即后来的“药店”，主要任务是管理毒品和药物，供医疗卫生保健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