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和文士

在古代埃及教育中有两类关键人物：一是僧侣；二是文士。

古代埃及是一个多神教国家。据统计，人们供奉的神祗达 843 种， 如太阳神、地神、海神、兽神、尼罗河神等等。埃及人最崇拜的是太阳神，认为它使大地生辉，草木茂盛，人口增殖，国泰民安。法老就自称是太阳神所生，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和联系者。他本身就是神，被称作太阳神之子。为了敬奉神祗，埃及修建大批庙宇，拥有大批僧侣。据《剑桥大学古代史》所载，在公元前 13 世纪，全埃及人口是 650 万到 750 万

之间，寺院奴隶就有 10.7 万人，大约每 60—70 人就有一人充当寺院奴隶。为着巩固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僧侣和武士同样重要，圣书须比宝剑更深入人心，因此，僧侣成为仅次于法老的人物。古代埃及宗教的世俗色彩极为鲜明，寺庙除祭祀祈福而外，还兼理政治和社会任务。埃及法老长期以来不断向神庙奉献土地、奴隶和财物。到新王国时期，仅底比斯神庙就拥有奴隶 8.6 万多人，土地 2000 平方公里，大小牲畜 42 万多头。神庙祭司的地位很高，有时直接担任宰相或其他高级官员，有时还和地方世袭贵族联成一气，对抗以法老为首的中央集权政府，对法老造成重大威胁。于是，阿蒙霍特普四世进行了宗教改革，寺庙进一步变成复杂庞大的公务机构。这时期僧徒众多，掌握专项职务的高僧常有较

为丰富的学识，负有培养接班人的职责，每每是有造诣的学术人员和教育人员。当时一切水利、建筑、医学、数学、天文学、几何学等多种门类的知识，都操在寺庙僧侣之手。

埃及是十分注重文字的国家。在古代埃及，观测水势要记录，丈量土地要记录，征收租税要记录，人口户籍要记录，商业契约要记录，⋯⋯ 加上尼罗河盛产纸草，给文字记录提供了方便资源。从而，埃及成为古代文字应用最广泛而且最经常的国家，在埃及养成了“无事无记录”的牢固传统。埃及很早就有了很复杂的文字。起初，人们把文字当作神器， 由僧侣掌握，僧侣成为文字的独占者。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埃及这样的大国里，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和贸易的事务十分繁多，不是少数僧侣所能承办得了的，遂有大批“文士”出现。这种文士原出自氏族贵族，世袭相传，形成了奴隶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一般都精于书写，通晓法令，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具备充当官吏、管理寺庙和经营贸易的能力。因此，一般文士都在政府供职，习惯上称其为书吏。后来，从显赫的朝臣到掌握牛羊放牧的小官吏都必须会文字书写，“书” 与“吏”就无法分离了，即会书写者才能为官，为官吏者必须会书写。比如，最高级的军事首长称为“士兵总监和军队文士”；最高级的司法长官称为“皇家文士督察长”；法官称为“首席文士”；经管政府财政的最高官员称为“银库文士”；管理寺庙的僧侣称为“寺庙文士”；管理神坛的僧侣称为“神坛文士”；主持生命之家的官员称为“生命之家文士”；等等。显然，文士是官吏的别名或官吏的后备队。法老为了让他们为其效忠，给他们种种优待。高级文士阿哈依托曾说过：“没有一个不靠王室而生活的文士。”他们虽然不都是显赫之辈，但多数居官任职，把持要害部门，享受特权，待遇丰厚，为世所重。他们说，熟悉文字工具的文士是从事神职，因而可以享受许多特权。他们可以不从事体力劳动，不缴纳各种税款，免除各种差役，是地位崇高而职业稳定的特殊阶层。值得指出的是，文士在最初并不是世袭的，贫苦子弟得到学习机会而成为文士也有可能。就是说，起初，埃及青年奴隶主经过学习而在政府、寺庙和商业中任职者，极为平常。在这种情况下，“学为文士” 无疑是攀龙附凤、跃登高位的阶梯。因此，古代埃及的一般奴隶主子弟都以“学为文士”为奋斗目标，培养文士遂成为埃及古代教育的核心。

古代埃及社会尊重文人、轻鄙不识文字的人，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文士们，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国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相似。《道福的教诲》说，木匠用凿子操作而疲惫不堪，理发匠为填饱肚皮而劳累双手，园丁终日弯腰折背去种植花木，鞋匠要和皮革纠缠，铁匠要在火炉旁滴汗和发出臭鱼般的气味；另一方面，却没有贫穷的文士，文士享有宫廷的一切。《不要做车夫》、《不要做水手》、

《不要作制饼匠》等也说，“要专心作文士，文士是将指挥全世界的”； “充当文士罢！那能使你免于去承担被迫去干的苦役，能够使你在一切劳动中得到保护，你可以不用锄头去犁地，也不用提着筐篮去操作”。考古学者还挖掘出家长训子的文章，里面就明确写道：“我把你放在与贵人子弟相处的学校里，叫你去受教育，去接受成为非常体面的文士的培训。”又说：“你要用手书写，用口读书，向聪明人求教。你不要懒散，不要有一天怠惰和陷入岐途”；否则，“我可以狠狠地打你一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