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和文士教育

古代两河流域的各种社会生活，都受寺庙的支配和影响。寺庙不仅是宗教生活的园地，而且是经济体制中的中心环节。当时把知识当作神赐之物，非僧侣莫敢享有，学习知识乃是僧侣的特权。到了巴比伦第六王汉谟拉比时期，各种规定都立有条文，执行起来需要大批官员和知书识字的人。那时知书识字的人被称为文士，文士必须是僧侣。直到公元前 2000 年代末，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大批文士加强管理，才不要求文士必须是僧侣。这时，除了僧侣文士外，还出现了不是僧侣的文士。由于僧侣，特别是高级僧侣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寺庙又拥有较多的图书资料和各种学习设备，在需要培养文士的时候，寺庙自然成为文士教育的主持者。

当时需要大量的文士，不但政府需要大量知书善写的文士，而且寺庙中的任务僧侣也不能全部承担过来，还需由非僧侣文士来承担。高级文士主要是充任官员，撰拟帝王圣旨，制定军政法令，修订外交文书等。多数文士则充当公证人、掌印员、登记员、记录员、雕刻员等等。另外， 还有受私人雇用或服务于商业的文士，如缮写员、计算员、文书等。一般想出人头地的人，包括权贵子弟，都竭力接受这种文士教育，以谋求权势和地位。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卢卡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士学校》中说：“文士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怎样描述，也是不易过分的。”在这里发掘的文献记载了当时文士的情况。有些文士自傲地说：“你们无法和我相比，我是苏美尔文士！” 文人相轻也有了表现，有的文士说：“我是名符其实的文士，你不配称为文士。”家长也训勉子孙学为文士。在发掘的文物中有父亲训子的记录，说别人叫子弟从事体力劳动，“我却叫你用手执笔而不作耕田、掘地的辛苦工作”。这表明，“学为文士”在巴比伦和亚述已成为人们追求体面职业的途径。

学校产生以后主要进行文士教育。就是说当时的学校并不造就一般人才，主要是培养文士。最初文士教育还面向广大民众，后来阶级和等级日趋明显和森严，社会地位高者的子弟才有入学机会。学校的文士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普通教育，以传授基础知识为主，如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出土文物大都反映这一阶段的教育。受完初级阶段教育的青年，遂取得初级文士的资格。第二阶段是对学生进行神学、法学、医学和音乐等方面的定向的较高水平的培养，方法主要是通过师生传承的艺徒制或导师制。

初级阶段的教学以学习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为主。教师教学生书写和阅读古典的苏美尔文和通用的阿卡德文写成的书，练习两种文字的互译。在实际教学中书写重于阅读，并且更重视古文。对书写有严格预定的要求。一般说来，教师或导生写出范字，学生立即仿照书写。仿照书写时，把土加水和成泥，摊成略带凸形的园形平板，直径为二、三英寸，

称为泥板。通常是范字写在泥板的一边，抄字在另一边；教师订正后， 泥板随而揉搓成泥团，以备下次再用。随着学生学力的增长，泥板的直径扩大到五、六英寸。现今发掘出来的泥板作业中，多是一边写着字体美观、语法正确的范字；另一边是不甚正确、不甚美观的抄字。凡能照教师口授而无漏无误地在泥板上抄写者，被视为优秀生。古代两河流域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能够随着口述而用笔抄写的文士，才是名符其实的文士”；“文士而不能抄写，恰似歌唱家不能用喉头唱歌”；“一个不懂得苏美尔文的人，算得上什么书吏呢？”

有些寺庙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学生在这里要用几年时间来学习楔形文字。他们首先学习用粘土做泥板，并在上边画平行线，然后再学习书写和阅读。学习方法很简单，只限于学生问，老师答，用一种语言解释另一种语言，做各种文字练习和机械背诵。

数学是文士学习的重要内容。乘法、倒数、系数、账目核算、分配物资和计算体积之类，都是文士学习的项目。在《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中就有这样的话：“你去划分田地，却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因为你不会运用测量工具，不会钉立田地的界桩，也讲不清如何划分的道理。”

音乐也是文士必学的知识。《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谈了学习音乐的问题：“即使他有了乐器，他也不会学唱，他是同辈同学中最蠢笨的，他不能发出优美的声音，不能唱歌，不能开口。”这反映出学生学不好音乐是受讥笑的。

文士还要学习司法知识。文士虽不同于律师，但为着执行各项职务， 却须学习司法知识，娴熟法典和司法用语。考古发掘出的学校中，发现有法令汇编和法庭判例之类的泥版书。过去的法令和《汉谟拉比法典》， 学校似乎都教授。学校还举行关于审判杀人犯案例的讨论。擅长法学知识的文士被派任法庭官员，称为司法文士。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师徒传授的方式，没有多少教学理论和教材教法研究。教数学、医学与训练冶金术和纺织术，其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学生观察教师的操作，然后在教师的指点下自己动手，做错了，教师随时纠正。

在文士教育中已有教科书。现存的古书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历书、医学等，可能是当时寺庙学校的著作，或者是他们所用的教科书。在这些教科书中，附有各种图表，类似我们今天的乘法表，是计算用的工具。那时的教科书并不包括一般的原理、方法等等，更无系统可言。如数学教科书只是详细解答各种问题的实例，往往由一连串的实例组成，没有提到理论高度。医学教科书也是如此，只是对一些病例的扼要说明，然后附上一个药方。这些教科书，只能算作对口授的补充。

在第二阶段的教育中，学生要到政府部门学习和实习。这一点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但详情尚难确认。这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修毕文士教育的青年进一步修习高深学科。然而，两河流域的学校不同于希腊的学校，所谓高深知识也只是着重应用，并不像希腊那样去探索高深理论。学生作业负担很重，学习楔形文字很不容易，还要兼学古老的苏美尔文和实用的阿卡德文，而且侧重古文的抄写，更增加了难度。另外，不但要求写得正确和美观，还要求彻底理解。教师给学生留的作业大大超过

了学生的负担能力。这是强制性的要求，达不到要求者要受到严重体罚。有人是这样追述其学生生活的：“我一定不能迟到，否则教师就用木棒打我。教师查看我的作业和指出错误后，随而用木棒打我。”《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生动地描绘了恩奇曼西和年长的吉尔尼沙在教室中互相攻讦、争吵不休、课堂鼎沸的情形，教师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 指责说：“像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只有等候挨棒打而已。我决定用棍棒打罚你们，用锁链把你们的双腿捆起，并且叫你们至少两个整月不得离开学校。”《学生》是一篇由 20 块泥版书碎片拼凑而成的反映当时世风

和学风的趣文，约撰写于公元前 2000 年。文章开始由某个学生叙述他终日在校勤于书写和背诵，归家后把作业给父亲看，父亲大为欢喜。临睡之前，他叮嘱奴仆清晨将他唤醒，以免受到杖责。不料次晨还是迟到了。在教师严责下，学生害怕得浑身发抖，同学忙为说情，但也无用。教师检阅作业，发现他没有作完，随即予以棍打。导师也来责斥他不修边幅和外出游逛，施以棍击。这一天的时间不过挨教职员的体罚而已。综上可见，当时两河流域的学校体罚相当严重。

由于生硬的教材和令人厌烦的教法，学生的学习质量是不佳的。学生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互相攻讦，甚至诟骂，“你已经会书写泥板书了， 但不能深解抄文的含义”；“你已经会书写信札了，但你只能如此而别无所能了”；“我不及你么？你撰写文件时，辞不达意”；“你撰写函件时，令人难解”；“你在文士之中是最劣的，试想，你有啥本领”； “你做算术时，错谬百出，更不会撰写祈祷词和说明宗教式的秘密”； “你不能在泥板上正确无误地书写，甚至不会使用泥板，不会写自己的名姓，双手不适于书写泥板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