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美国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弊 端。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教育系统的主要职能，是把年轻一代统合到现存社会中去，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并使其永久化。

“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公立教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之一，学校成为工业社会一种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国家利用学校教育为资本主义企业培训合格的雇佣劳动者，把个人培养成具有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思想信念、能够为资本主义制度效劳的公民；学校使学生为承担各种社会角色做好准备， 作为区分社会地位的甄别机构，学校是把人们安置到资本主义经济等级中去

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机器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的代理机关，是支持资本主义霸权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并不是一种社会流动和社会进步的催化剂。“新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资本主义学校实行非人道的、等级制的教育，扭曲、损害人的发展，使学校丧失文化功能，把学生变成工具，把知识变成商品，使个人成为知识的附属品。卡诺伊把美国的教育制度称作“文化帝国主义”系统。他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的确为一小部分城市贫民乃致更小一部分乡村穷人提供了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它也可以为发展各种不同的、创造性的思想做出贡献，这或许是社会变化的重要智力因素。然而，这些并不是学校系统的主要目的和功能特性，而只是学校教育的副产品。学校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筛选学生、确定教育内容和任务。传授某些认知技能，从而使社会经济结构代代相传。”(28)(29)

“新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解释教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是“对应原则”

（Corres DOndence Principle）。他们认为美国的教育系统按照这个“原则” 发挥上述职能，即：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教育系统中的社会关系的密切对应，学校教育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对应原则”成为指导资本主义教育的首要原则，无论是教育的培养目标、学校中的社会关系、学校气氛、教育方法， 还是教育结构、学校的社会构成、教育期望以及教育财政等等，都遵循着这个原则，以保证“再生产”的实现(30)。

在培养目标上，“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美国教育围绕着异化劳动的要求摹制个人的发展。(31)首先，学校培训学生，使之掌握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认知技能。第二，学校培养和奖励与等级制分工及职位相对应的个性特征、个人品质和自我表现方式。第三，培养各种不同类型的自我概念、抱负和社会阶级身份区别，加强社会成层 （ Socia1 Stratific.tion，一作“社会分层”）意识。

“新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学校内的社会关系——行政官员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之间、学生与其课业之间的关系——复制了支配经济生活的等级制分工。(32)校内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反映出等级制度。学生无法控制自己所受的教育，学生疏远课程内容，用分数和外部奖赏而不是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本身来激发学习动机，这一切都是异化劳动的反映。通过表面以才学为标准的评价，学生之间持续进行制度化的、时常是毁灭性的竞争，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作破碎的反映。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竞争性的学校气氛和教育方法予以抨击。他们指出，学校教育和个人经济生活成败的关系十分明显，经济组织中的能人统治和专家治国论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具体方式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学校激励学生的动机，要么是个人主义的，要么就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效劳，学业成败对学生的职业抱负和前途起着决定作用，成绩差的学生完全失去自信心，由于课堂竞争的失败而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社会地位。学校以竞争性、掠夺性、毁坏个人的方式奖励理智成就，迎合了统治阶级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

“新马克思主义者”剖析了各级教育培养职业结构内不同级别的工作者、教育内部的组织同等级制分工相对应的状况。对企业内最低级别的人强调遵守规则，对中等级别的强调可靠性和相对的独立工作能力；对高级职位则强调准则的内化。学校内的对应情况是：较低级（中小学）对学生的活动

进行严格限制和规范，反映了对低阶层工人的严密监督，在教育阶梯的较高一级——师范学院和社区学院，允许学生有较多的独立活动，较少监督，这和中级水平的技术、服务、管理工作的行为要求相一致；教育阶梯顶端的学院、大学，不对学生实行监督，培养准则的内化，反映与生产等级中高级职位相一致的那些社会关系。即使在同一级学校内，不同轨的培养规格也仍然与等级制分工相吻合。例如，中学里的职业轨特别要求学生遵守规则，强调严密监督；准备开学的一轨则强调准则的内化，学习气氛比较自由开放。

他们还指出，社会背景和经济地位不同的学生所受的学校教育的类型、质量有着很大差异。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集中的学校里，教育的压抑和武断， 内部秩序混乱，强制性的权力结构，上升可能性极小等等，都反映了低级工作情境中的种种特性。同样，工人阶级子女占绝大多数的学校强调行为控制和遵守规则，学生经历的是权力主义的社会关系，伴随着以纪律、顺从为方向的早日社会化模式。相反，上层阶级家庭的子女在富裕的郊区学校里则有较大的自由，从小受到独立自主的教育，学校制度开放化，有利于学生参与并进行多样选择，注重准则的内化。总之，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学生构成的学校具有不同的社会化模式。

教育目标、行政官员、教师和家长对不同阶级的学生有不同的期望。学校中的社会关系受阶级结构再生产的支配。在学校的日常活动中，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职业阶层的意识对维护“对应原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工人家长赞成严厉的教育方法，这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经验，因为服从权威是获得稳定而工资较高的工作必不可少的品行。专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则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中学习，更加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同样反映了他们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比较大。

“新马克思主义者”指责教育财政资源的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学校教育中的阶级、种族差异。他们指出，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家庭儿童集中的学区教育经费匮乏，远比不上富裕阶层儿童集中的学区；经费不足进一步促使工人子女集中的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建立一种和工厂制密切一致的社会关系与行为准则.加强调守时、服从、死记硬背、重复作业、集权、标准化、呆板等等。缺乏资金使得这些学校往往不能实行小规模的班级、多样化课程、聘用专职教师等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教师没有时间精力从事教改，学校也没有一个开放灵活的教育环境。富裕阶层儿童集中的学区则正相反，经费充足， 有很多机会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担任高级职务必需具备的种种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