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外议和谈判

京、津沦陷以后，慈禧太后于 1900 年 8 月 15 日仓皇西遁，10 月 26 日

抵达西安。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于 9 月 14 日自上海北上，9 月 19 日抵天津，

10 月 11 日抵北京。侵华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 陆军元帅

（Generalfeldmarschall Waldersee，AlfredGrafvon.）于 8 月 19 日离柏林东来，9 月 27 日到天津，10 月 17 日到北京。在此期间，中外逐步开始了议和的谈判。

中外议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瓜分危机已经缓解，帝国主义列强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实践已经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否则，他们在京、津沦陷以后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开一个会：讨论一下那一块土地属于那个强国的势力范围，由那个强国来统治，成为那个强国的殖民地也就够了，这样的分赃会议根本用不着重开中外议和谈判。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是有前例可循的。中外议和谈判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瓜分中国的方案在几个欧洲列强的总理府中已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①的真实情况。尽管这个谈判是由列强“自行商定”，“交给条款照会”，“无所谓互议”，①是在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 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中国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作为谈判的一方来对待。至于“无所谓互议”的情况，本来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待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惯技，毋庸深论。甚至业已出兵占领东北，蓄意把这块土地当作“黄俄罗斯”殖民地的沙俄，也不能对当时的全局置之不理，不得不同中国谈判。

既然列强要同中国谈判，那么由谁来代表中国去同他们谈判呢？对此， 被认为“在关于中国的一切事情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赫德爵士更有权威， 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已经有三十七年以上”①的人出来发表意见了。赫德在 1900 年 8 月份提出：“瓜分、改朝换代或修补满洲人的统治——在这三种行动方针之间要有所选择”。②关于瓜分，在瓜分危机形势缓解之下业已在事实上被阻止，赫德本人也持反对意见，我们在这里且不去谈它。至于“改朝换代”，部分帝国主义者曾有这个看法，认为“取得了北京，中国政府已不复存在，建立一个新朝代，乃是胜利者们的责任”。③不过，赫德认为：“建立一个新朝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愿意接受的有名望的人；这个计划会把中国投入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由外国列强一致同意所设立起来的朝代，以后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①鉴于这种看法在当时帝国主义者中还相当流行，赫德又在他 11 月份发表的文章中说：如果要“立一个新皇帝， 那末这个新皇帝就必须由外国的刺刀来支持，他的命令只会在非常狭窄的范

①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年以来的世界史》，第 203、235 页。

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 602、603 页。

①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12 页所载卫斐列（F.W.Williams）为本书所写的序文。

② 荣禄：《致奎俊书》（1900 年底或 1901 年初），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42 页。

③ 怀特海德：《在华贸易的扩展》。见吕浦、张振鹍等：《“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 161 页。

①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49 页。

围内生效，他的外国渊源会使他受到这个黑发种族的每一个成员的藐视，一当他失去外国人的支持，他本人及其所有的一切就会永远消失。要说呢，只是这个把另一个朝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企图，比起瓜分来，甚至会是一个更加没有希望的解决办法罢了”。②“瓜分”既已无望，“改朝换代”亦非善策， 赫德只好乞灵于“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了。怎样“修补”呢？那就是把清皇朝、即“现存的朝代当作一个开着的商店或公司（a goingcon-cern）接受下来，简而言之，就是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会是所有的列强都默许的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支持它比起任何其他的行动来都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恢复普遍的平静”。③这就是说，赫德所谓的“修补” 就是“尽量利用”。他要尽量利用清皇朝的统治来作为“恢复普遍的平静”， 即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工具；他还要尽量利用统治的清皇朝来作为“一个开着的商店”，即出卖中国人民权益的公司。在义和团运动中，帝国主义列强既然不能瓜分中国；那么，他们就要以维护腐朽的清皇朝的统治来尽量侵略中国，企图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

在瓜分危机缓解后的中外议和谈判中，帝国主义列强原则上是执行了这个名为中国官员，实则为列强服务的侵略分子赫德所精心策划的方案的。因为“对于列强来说，以支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府，自是最为有利。各外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迫使中国人依从外国人的每一项要求，而只是以不造成为革命成功的原因为度。中国的懦弱无能，四分五裂，才使得治外法特权、低到不合理程度的税则以及千百种类似的特权，有继续下去的可能”。④实际上，赫德掌握了中外议和的全局，虽然他没有参加议和的会议； 因为他认为：“那样将造成一种英国在谈判里操纵的气氛，而且容易引起反对，不过会议进行的一切情况，和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应让我知道”。⑤另一方面，沙俄却准备“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①维特于是又派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和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董事吴克托来华，于 9 月 29 日抵达上海。当时李鸿章已到天津，吴克托就在上海同李经方开始谈判。李经方照他“父亲的吩咐”说：“中国将使我们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并要付给我们一笔极大的赔款”。需要俄国做的只是：它“在用武力占领中东铁路时”，宣布在原则上“慷慨地不把全地区（即满洲）据为己有”。②李经方“赌咒发誓地”担保，倘若吴克托先付给所谓“李鸿章基金”的第二笔款子中给他“弄到”50 万，他就拿着钱去向太后的亲信们炫耀，促使太后回銮北京， “等待更大的赏赐”，并“在满朝官员面前为有利的谈判奠定基础”。③

由此可见，清政府在背叛义和团运动后所造成的京、津、东北失守的局面下，所谓的中外议和谈判，只能是在不瓜分中国的条件下的无条件投降， 只能是城下之盟，只能是屈辱的丧权卖国的谈判。

② 同上书，第 97—98 页。

③ 同上书，第 50 页。

④ 赫德：《中国和重建》，见同上书，第 98—99 页。

⑤ 同上书，第 50—51 页。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 551 页。

② 赫德：《致金登干》（1900 年 10 月 28 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 15 页。

③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