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御前会议之性质和经过

御前会议是在 6 月 16 日到 19 日这四天中召开的，我们已经知道，这时大量拳民已在京城内外展开斗争，帝国主义列强已发动侵略战争，形势已非常紧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面临这种形势，正像联军统帅们在 6 月 20 日发布《大沽宣言》一样，他们已经势成骑虎，不明确表态是不行的。

在此以前，清政府通过刚毅涿州之行，已经确定了拳民“不能解散”；① 通过“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的事实，认识到西摩尔联军“傥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①对列强侵略军之来北京已经是顾虑重重的了。6 月 16 日，贝勒载濂的奏折说：拳民斗争“端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是断绝根株，将来赔款钜万， 偿命多人，实有非今日力所能给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獗于外，大局何堪设想！”且拳民“勇猛之气，不顾生死， 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他的结论是：“就大势言之， 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

②

① 《义和团史料》（上），第 23—27 页。

① 《各国宜守和平宗旨说（上）》（1900 年 7 月 28 日《中外日报》），见《义和团》（四），第 186 页。按在同篇文章中还提到了要求列强遵守这篇关于不瓜分中国的《大沽宣言》；它说：“当夫起事之初，大沽之各国水师提督，公议照会各省督抚，声明此次用兵，专剿义和拳‘匪’，及阻止西兵，进援钦差商民人等，并无他意。斯言也，固天下所共闻也。今若顿变其宗旨，而以暴易暴，假公济私，是前日所言，为绐人之计，势必动四百兆之公愤，群起而与为难，商务从此不通，大局何堪设想，是则有害于东亚大局矣”

（见《义和团》（四），第 187 页）。1900 年 8 月 19 日，慈禧太后在怀来发寄李鸿章的上谕也说到此事，

谓“彼方以代民除‘乱’为词，谓于国家并无他意”（见《义和团》（四），第 39 页）。这几句话就是指

《大沽宣言》说的。可见《大沽宣言》以放弃瓜分为名而在企图缩小拳民运动的影响上，是多少起到了一点作用的。

①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7、50 页。按仪鸾殿所在之地即今怀仁堂；参加会议人数在恽毓鼎的《庚子日记》中为“约四十人”（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50 页）。相差

60 人。可能“约四十人”是正式出席人数，“约百余人”则包括了列席的人数。如果说这是“王大臣六部九卿”的御前会议，那么恽毓鼎本人作为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去参加，就应当是属于列席的人了。

② 高枬：《日记》，见《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46 页。

既然事实和情况如此，那么为什么就从 6 月 16 日当天下午开起，还要费四天时间，开四次御前会议来讨论“和”、“战”，“剿”、“抚”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还是抵抗的问题。

就第一次御前会议的经过情况来看，当时大沽口之战尚未爆发，西摩尔联军尚在廊坊，慈禧太后召开这个会主要是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她说：“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摅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 或言宜调兵保护。随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 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③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阻止西摩尔联军入京， 所以决定了派员出京；同时荣禄在场说他将把袁世凯“调入京城镇压‘乱’ 民”。①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对“和”、“战”，“剿”、“抚” 还是没有什么定论的。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和派主张“弹压‘乱’民”，② 他们是“乌合之众”，③是不能保国的；认为此时不能言战，战必亡，“国命安危，在此一举”，“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④即“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⑤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则认为“人心不可失”， “义民起自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 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对于洋兵之来则认为可以董福祥“御夷，当无敌”。

①在几次御前会议上，说来说去，两派对“和”、“战”，“剿”、“抚”的

理由无非就是这些。在当时情况下，主和派的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战争是由列强首先发动的，并且是以“联军”的形式组成的。中国要么投降，要抵抗就是“尽敌诸国”，对这种强加于中国的联军，清政府不能承担责任，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至于把拳民评为“乌合之众”，就其纪律和战绩来说，也是不符事实的。主战派主张抵抗列强入侵，除了对董福祥的“无敌”评价有夸大之处以外，对拳民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②至于主持会议的慈禧太后，虽“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她还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③所以在列强于 6 月 10 日派出西摩尔联军，首先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中国之际，“如果中国政府曾经愿意同外部世界作战的话，那么，西摩尔远征军的登陆就已经为它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口实”。但是，“这个口实并没有被利用”。④这个“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慈禧太后谈起主和的理由来，可以比主和派谈得更多更好。所以在第三次会议上，她批评那帮人说：“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42 页。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46 页。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8 页。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8 页。

④ 同上书，第 47 页。

⑤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同上书，第 337 页。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378、435 页。

②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378、435 页。

③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 13 页。

④ 比如说，端王载漪以其子溥俊被慈禧看中，在戊戌变法后，“欲遂立傅俊，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见

《义和团》（一），第 11 页）之故，遂存心利用拳民的斗争来为自己个人的目的效力。

尚待若言耶？”⑤在这次会议上，她虽说由于拳民斗争来势甚猛，深恐“纸老虎穿破”而“不敢轻说‘剿’办”，⑥但她毕竟没有下达让荣禄调袁世凯来京的命令。这时，她“已作不得十分主意”，⑦所以，对于“和”、“战”，“剿”、“抚”的问题，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只好不了了之。她虽也说了“岂人心亦不足恃乎”？“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①的话，但实际上是没有决策的。

不料，在当天晚上偶然发生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决定了御前会议必须继续召开，使会议性质为之一变。这个问题是“二十（16 日——引者）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罗嘉杰——引者）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即“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 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看见这四条后，“绕屋前， 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②自此以后的三次御前会议的性质，就由征求意见的性质一变而为因列强“勒令皇太后归政”而成为主战的会议了。

6 月 17 日下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慈禧太后在会上说：“顷得洋人照会，凡四条”；但她只讲前三条而讳言“归政”一条，作为“其一未详”一笔带过后复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 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群臣闻之悲愤，大半皆决战议，端郡王、侍郎溥良言之尤力”。太后复高声谕云：“你们诸大臣均听见了！我为的是江山社稷，方与洋人开仗。万一开仗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尔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说是我一人送的天下！”于是“派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论以利害，若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三臣先出，复谕荣禄布置战事，群臣始退”。③18 日召开第三次会议，会上“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④19 日召开第四次会议，“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①“因彼水师提督，塞我大沽口门，占我炮台”，“已成决裂之局，无可挽回矣”。②

不过，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也始终没有把主战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她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中，甚至光绪皇帝也没有同意她的这个决策。他立即下坐执总署大臣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③“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因持其手而泣”，许景澄“亦泣”，④哭作一团了。但是，慈禧是不管这些的，决策已定，没有再

⑤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438 页。

⑥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33 页。

⑦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 14 页。

①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436 页。

②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436 页。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8 页。

④ 同上书，第 49 页。

① 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50—51 页。按当时盛传，“事初起，或言外人有以四事要挟者，诸王愤怒，遂激成此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31 页所载黄曾源：《义和团事变》）。

②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 14 页。

③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 49 页。

④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39 页。

行讨论的余地了。这个“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太后，虽因“归政”问题而下决心利用义和团，不惜一战，但“当宣战之日，因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 “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穊，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她召开会议的目的，无非是“特籍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⑤罢了。不过， 在她自己以后又立意主和以前，这帮在御前会议上坚持主和的所谓“五大臣”，由于政局的发展和消灭左证等等的需要就得身首异处了。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 7 月 29 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

学士联元等于 8 月 11 日，皆相继“斩于市”。⑥这个老练阴险的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来主持晚清政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