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1895 年 5 月和 8 月）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第一次瓜分危机的到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化了他们在华教会的侵略活动，使遍布全国各地的外国传教士气焰嚣张，活动频繁；同时也就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他们的斗争，在过去是以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和统治而著称于世，如今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具有反瓜分的性质，并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先驱而登上历史的前台了。“在一八九五年的每一个月中，北京美国使馆都有机会去报导美国传教士处于危险境地（应读作因侵略活动而处于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浪潮中——引者）的新闻”。②在这些遍布各地的斗争中，以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规模最大。

1895 年 5 月 28 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五日）爆发的成都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对英、美耶稣教和法国天主教③侵略的斗争，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当时“英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战败表明这个帝国显然

① 《戊戌变法》（二），第 131—133、140、145、153 页。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1474 页。

②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54 页。

③ 按此时业已侵入中国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耶稣教（Protestantism）和东正教

（Orthodox Church）三大派。“天主教指一切承认教皇最高权力的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指俄国东正教会及其支派；耶稣教则包括一切否认教皇最高权力的基督教会，不管它是否采用天主教形式或自称为天主教，路德宗（Lutheran）或长老宗（Calvinist）等等，均属耶稣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 480 页）。法国主要是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沙皇俄国利用东正教，英、美等国则利用耶稣教。耶稣教不是耶稣会（thegesuits），耶稣会属天主教系统。耶稣教当时在中国又称改正教、新教或耶稣基督教，天主教又称罗马教，东正教又称希腊教。在这三大教派之下，又各有会有宗，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是再也没有人支援它了，并且肯定不能抵抗任何外来强国的侵略。我们有足够的证明，在华美人，包括美国驻北京的公使（即田贝——引者）在内，也持有这个观点。一贯认为满清的保守主义是造成中国基督教化的主要障碍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们，坦率地欢迎现存制度的即将来临的崩溃，其中有些传教士甚至把日本天皇的军队看作是‘神天上帝所选中的工具’，为皇军的胜利而欢呼喝彩。”①因此，成都教案爆发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认为日本之进攻中国，外国人负有责任的群众情绪所引起”。②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武装了的成都人民，在传教士干涉他们端午节的掷果会，擅自把掷果儿童逮捕，扣押三名交涉人员之际，毅然奋起斗争，当夜焚毁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还把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查验。次日即 5 月 29 日继续焚烧教堂，天主教主教杜杭受伤，并发布揭帖说：

“约初十日（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一日）打洋房、赶洋人，大众议和。各铺执棒一根，若有不来者，是洋人的舅子。”③

其中，“大众议和”一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的爱国精神。旬日之间，灌县、大邑、新津、乐山、宜宾、屏山、雅安、沪州、阆中、冕宁等 11 个县相继响应，大有席卷全川之势，震惊了西方列强。“成都暴动在欧洲引起一阵叫嚷，要求调查袭击外国人的情况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同类的暴动”。④美国也认为，成都教案的“目的不仅是反对传教士，而是蔓延全国的排外运动的一部分”。①因此，法国炮舰四艘进泊南京，英美炮舰五六艘驶向宜昌。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威胁下，清政府将四川总督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一些官员也被撤职，杀朱瑞亭等 6 人，充军

17 人，并向各教堂赔款约百余万两。

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威胁，两个月后，即 1895 年 8 月 1 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古田教案。

古田位于福州西北，距福州约 50 公里，是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斋教活动的地方。斋教组织严密，主张素食和戒绝鸦片。在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台湾人民纷起反抗的影响之下，古田斋会首领刘祥兴号召人民抗税，以“官逼民反”的红色匿名揭帖来发动群众，预定在十月间举行起义。驻福州的英、美领事从他们在古田的传教士方面获悉此事，要求闽浙总督边宝泉派兵镇压。刘祥兴由于清军的来到而被迫提前行动，并把矛头首先指向告密的传教士。8 月 1 日，由 300 多壮士组成的起义军在“龙

①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49—50 页。

② 同上书，第 58 页；其中还提到在江苏江阴也由于同样原因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斗争。

③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2 页。

④ 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89 页。

① 1895 年 7 月 15 日北京美国侨民会议就成都教案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曾经美国政府正式同意（《北

华捷报》1895 年 7 月 19 日，转引自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89 页）。按所谓“排外运动（Anti—foreignmovement）”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应读作“反侵略运动”。一些比较客观地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也认为：“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以为中国在它的全部历史中，一向是不喜欢外国人和跟外国交往的，但是，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337 页）。“中国人并不曾因外国人是外国人的缘故，便对他们显加仇

视。中国人喜爱对外贸易，因为它有利可图”（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 550 页）。以后引文中遇到此类提法时，均作上述解释，不再一一注明。

爷将要征服外国人的上帝”②的红旗引导下，向传教士所在地花山进攻，击毙英国教士“十人，伤三人”。③事后，英、美均派炮舰来到福建海面，英、美领事去古田“查办”；边宝泉逮捕了 200 余人，刘祥兴等“二十六人”①就义。

古田教案尽管遭到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但是，中国人民的反瓜分斗争是压不垮的。就在他们镇压古田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敌视外国人的行动更加厉害。一八九五年底不论在福建本省抑或其邻省广东，都曾发生多次暴动。规模特别大的一次是一八九五年九月汕头的暴动，暴动的结果捣毁了几处洋教会（包括美国教会一个）。排外情绪甚至于感染了中国军队”。②

应当指出，在中国人民反瓜分危机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列强最重视的是反洋教斗争；因为在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历史上，传教士业已被证明为“了不起的尖兵”，比起从事其他各项侵略手段的人员来具有“更多的贡献”。③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田贝十九条》中，为什么要专列一条提出“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去镇压排外暴动；如有暴动发生，要严惩暴动者，还必须赔偿损失”。④这一条无疑是指向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的，特别是在这段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中，外国教会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活动乃是他们瓜分中国的基础，无论是在准备工作上，在发挥其“第五纵队”的作用上，都是如此。